儒们发挥为“三条四列”说：将岍山、岐山至碣石划为北条，将西倾到陪尾划为中条，将岷山到敷浅原一线作为南条，将冢到大别山划为中条的分支。到了宋代，又经宋儒发挥为三大龙脉的思想，即北龙、中龙、南龙。此说一出，奠定了后世风水大垣局。所谓风水贵贱、帝都还是村邑，都由与三大干龙的亲密程度决定。
对天下势、形的审视、考辨直接催生了风水形法派的理论来源。后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汉代即已时兴的相宅之术及风水流派（当时分为形法家和堪舆家）予以评述时这样说道：“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 《汉书·晁错传》引晁错语云：“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正阡陌之界。”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风水起源之初最为关涉的是对地理形势、土壤、水质、植被等环境层面的考察。
在经过上文的叙述之后，我们来看看风水理论家以及风水大师们是如何将中华大地地理景观大势、三大干龙龙脉思想，与风水贵贱、吉凶的评断，与水，与北斗七星，与阴阳宅风水原则相结合的。
风水学中现存的开山之作《葬经》明确提出，要首先区分势与形的概念。所谓“千尺为势，百尺为形”，而且提出了势与形在具体风水吉凶评断时的原则，即“势与形顺，吉；势与形逆，凶”。《青囊海角经》云：“宇宙有大关会，气运为主；山川有真情性，气势为先。”“先看大势从何而来，次看大势从何而结。来必有应，结必有情。”《地理人子须知》曰：“以水源为定，故大干龙则以大江大河夹送，小干龙则以溪涧夹送，大枝龙则以小溪小涧夹送，小枝龙则惟田源沟洫夹送而已。观水源长短而枝干之大小见矣。”说的都是要与山川大势相结合，方才能判断具体的小地块的风水情貌。
五代黄妙应的《博山篇》提出，“识全局，知大地，有紫微，有太微，有天市。天虹来，天马至，古名都，眠不眠，高著眼，锲心记。”这里强调，寻龙捉脉，除了要辨识审视龙的形态、走势、方位等关于龙本身的问题外，还一定要有天星和大地的概念，要“法天象地”。
随着风水理论上千年的不断演进，先是形法派风水将天星的意象逐渐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兽，扩展到北斗外加左辅星、右弼星的九星概念——在《撼龙经》中杨筠松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九星，而后到宋代，天星随理气风水的兴盛更被抽象化地引申扩展到理气风水中，最典型的莫过赖文俊《催官篇》。赖文俊在《催官篇》中系统地梳理了二十八星宿各星名，并将之移植到对星峰、龙脉及其方位吉凶的考察上，他将天星星官挑选出来，与二十四山一一对应，创设了二十四天星盘。到明代，徐继善、徐继述两兄弟撰有堪舆名著《地理人子须知》，其中，就专列了“论昆仑为诸山之祖”、“总论中国之山”、“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论山河两戒”、“论三大干龙脉络”等章节，细数中国龙脉格局大势。而且，徐氏兄弟并未满足于概述中国三大干龙的整个地理构造，而是进一步又列出专节“论北龙所结帝都垣局”、“论中龙所结帝都垣局”、“论南龙所结帝都垣局”，详细地梳理了三大干龙沿脉融结分布的帝都府邑。凡是与大的干龙直接承继的干支关系越近，其风水的尊贵格局就越高；而分支越细，所结之地，其重要性就越低，直至小村落。
比如，北京古称幽燕，在燕山南面，燕山是三大龙脉之北龙的支脉，而京都平原四面为群山重重围护，所以明初著名国师也是风水大师刘伯温在《堪舆漫兴》中说：“北龙结地最为佳，万顷山峰入望赊。鸭绿黄河前后抱，金台千古帝王家。”
从上述对北京风水大势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人对山川大势的尺度视野可谓纵横捭阖、一目千里，有些空间地域关系显然有过于宽泛之嫌。但不论是形法派还是理气派，都遵从天地大道，都首重山川大势。有一句众人皆知的恶俗的哲语：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大地母亲。用在风水上，其实再贴切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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