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大地观：风水的理念标高

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说的是古人选择营建之地，要考虑地势高、土壤肥沃、有流水汇聚，又有利防洪及养人育畜的地方。《管子·乘马篇》中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荀子·强国》谓：“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可见，当时的贤哲已经懂得借山川地理之势，来解决人类的宜居问题。风水与气候、地理、生态的联系可见一斑。

《淮南子·地形训》中汇集了汉代人对中国山川地理大势的基本认识，已有所谓“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等的宏观视野，认为“阖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陆径三千里。”又说，“河水出昆仑东北陬（zōu），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同时，对一地水土对该地民生民风的影响，也已有深刻观察和认识，如，“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yǔ）；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土人丑。”又根据五行生克规律，来推论生物从发生、成长到衰败的规律：“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麦秋生夏死，荠冬生中夏死。”

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我们的先哲们认识很早，到战国时期就已经成形。《管子·水地第三十九》说：“夫齐之水道燥而复，所以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nào）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jì），故其民愚疾而垢……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治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说：“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类似的论述还可以引证许多。这里是想说明，这些地理形势、山川格局、水质土壤、气候环境、风土人情都是风水吉凶判断的客观依据，因而成为风水考察的对象。

最典型的是关于中国大陆山川起源于昆仑山的地理认识，直接成为风水龙脉、祖宗来脉及三大干龙划分的观念渊源。

现存中国最古老，也最系统的地理著作《禹贡》（大约成书于西周，一说成书于战国时期）和《山海经》(其中山经在该书中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初)等，对中国古代地理形势的描绘，成为后世风水形法大势的基本依归。例如，《禹贡》中有中国最早的山系、水系总体格局走向的描述，而且有了九州的区域划分。《禹贡》“导山”部分，专论九州之内山岳大势——西高东低，西部山脉集中而东部分散，并且将山脉分为“四条”——第一条：北支位于渭水之北，自岍（陕西岍县）、岐（陕西美阳县）、荆（陕西朝邑县），经壶口、雷首（陕西、山西交界）、太岳、砥柱、王屋、太行、恒山，直到碣石；第二条：从渭水南岸的西倾、朱圉（yǔ）、鸟鼠，到太华，经熊耳、外方、桐柏，再到鲁南的陪尾，此条山脉均在黄河南岸；第三条：始自今甘肃成县（bō）冢，经荆山、内方至大别山，此条山脉均在汉水南岸；第四条：从岷山起，经湖南衡山，至江西的敷浅原。

而“导水”部分，也相应地分为四条：

第一条：上游西方的弱水和黑水；

第二条：中原黄河；

第三条：江水和汉水；

第四条：黄河以南的支流，渭水和洛水。

尽管《禹贡》中对上述四条山、四条水的描述由于时代局限存在错误，但其山川脉络大势对后世影响深远，基本奠定了中国人几千年延续至今的山川大地观。

《山海经》中《五藏山经》进一步拓展了《禹贡》中的地理描述范围和具体事项。其中，五藏即五列、五域之意。其时，地理认知范围，东南至会稽(今浙江杭州一带)，西南到邛崃，西北到青海、天山，东至泰山，北跨内蒙至西伯利亚，中心区域则包括了越、楚、蜀、秦、郑、晋、燕、齐等国疆域。其山川大势，以河南西部的“中山经”为世界中心，分为十二次山经细述，另有西山经、南山经、东山经、北山经，也分若干次山经叙述。在《山海经》看来，这些山脉构成了大陆的总体地貌，而大陆四周为海水所包围，四海之外，还有其他陆地和国家，那是荒远之地，由此构成了整个世界。

《禹贡》《山海经》等对中国大陆山川格局大势的划分，到汉代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