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大地观：风水的理念标高

风水是一门选择吉宅（阴宅和阳宅），规避凶宅的艺术，也就是说，它是一门关于人如何根据环境寻找到安全、宜居（宜葬）之所的技艺。西方著名的景观生态学者贝内特（Bennett）认为，风水是一种“宇宙生态学”，风水择居的理论是以人地关系，甚至是人与宇宙的关系为基础的。这一观点为西方学者所普遍认同。这也说明，风水起源的目的，就是出于人类寻求安全且适宜居住地的本能意愿。

第一节 缘起于安居的需求

就中国内地而言，距今80万到75万年的中更新世的蓝田人就已萌芽了制作简单工具、寻求聚集生活的历史，而距今1.8万年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更是懂得了择居的必要性及其艺术。山顶洞人所在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属于太行山东麓的丘陵地带，山前坝儿河河面宽阔，河水也不深，四周环境又处于森林与草原，河湖和陆地交汇之地，便于山顶洞人获取丰富的水源、水产和陆地动植物，同时，山洞穴居生活也具备一定的安全性，夏可避暑，冬可御寒。这种择居观念，已显示了后世人类安居的基本雏形。

到了距今6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伴随着原始农耕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村落形态随之出现。而为了村落选址、布局及安葬需要，风水也开始萌芽，典型的如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坐落在北向河的二级台地上，南依白鹿原，再南则是秦岭山脉。当时，白鹿原上树木茂盛，河河水丰沛。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到，当时这里分为居住区、制陶作坊和公共墓地三个区域，仅居住区面积就有约三万多平方米。而墓地的安置，已有相当的讲究，统一集中在居住区北边，并且墓坑与入葬尸身的朝向大致为正西偏北二十度，说明日升、日落等星象对墓葬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古希腊、古埃及、古玛雅等文明也曾出现）。同样是在仰韶文化时期，风水中有关青龙、白虎的意象已出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墓穴中。45号墓考古发掘发现，墓主人是一老年男性，仰身直肢葬，头朝南足朝北，埋于墓室正中。在其左右两侧，发现了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其中龙在东侧（左），头朝北背朝西，虎在西侧（右），头朝北背朝东。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的具体物证，它表明风水的起源与中国上古时期择居、安葬的需要密切相关。

在中国古代，天象、地理、气候的观念是相通相关的，中国人对天象的观测和实际应用在夏代（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夏小正》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物候书。这本书虽不到四百字，但已清楚地表明对一年十二个月季节现象的认识，以及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地理与星象、物候相互对应关系。

到了商代，人们对于天象的观测和实际应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通过观测鸟星、火星来确定春分、夏至，从而有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四季划分概念，并以干支纪日，月亮的朔望周期纪月，太阳的四季变化纪年。商代的历法是平年12个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形成六十年一个周期。六十甲子的观念成为后世风水重要的评断依据。

从考古发掘出的商代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中发现，商代已观测记载了二十八星宿中的火星、鸟星、昴星等星宿，而最早记载二十八星宿与四象结合的文献，是《周礼·考工记》。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出的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的曾侯乙墓中，发现一件漆具：在箱盖上环绕中心的大“斗”字，有一圈二十八宿的古代名称，盖两端绘有青龙、白虎的图像。这一发现，表明我国在战国初期已有了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的可靠记载，同时，在民间已普遍有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的观念并开始应用。到了秦汉以后，四神瓦当在民间的应用更是普及。到了唐代，二十八星宿、四象、八卦、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相配已成为民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历史演变，对风水理论及其流派的形成、成长和成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在后文中将再作引证。

第二节 要义在借山川地理之势

前文已说到，风水的起源是基于人类对择居、宜葬、城郭营建等的现实需要。由此，对天文星象的观测、地理形势的考察，辨方正位，就成为风水术的基本内容。其结果自然就推衍出“阴阳”、“形法”这两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风水术语，以及由此旁衍出的复杂的系统事项。“阴阳”一词，语出《诗经·公刘》。《诗经·公刘》说的是夏末时公刘率周的先民从邰地迁徙到豳，跑遍山岗、隰原，测日影以定向计时，“观其流泉”，“度其夕阳”，由此规划营建，使周民得以安居乐业。其中“既景乃冈，相其阴阳”一句被后世风水家们引为经典。但这里的阴阳侧重的是测日晷的光影向背的阴阳，与哲学意味的阴阳之道、阴阳之气还有所区别。这里的阴阳，是指日影与方位的关系，与地理紧密联系，正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的：“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

关于“形法”，首先侧重的是对大地形势的观察审度之意。《管子·度地篇》言：“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