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写给每个人的算牌法

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后，每当我在咖啡厅里取出从赌场里赢得的100美元现钞时，总会吸引不少目光。按照美元从1961年起的贬值速度，这相当于今天的1 000美元。

其间，我与麻省理工学院的2年期合约将在6月30日到期，距当时只剩下3个月了。系主任W. T.“泰德”·马丁鼓励我续约1年，并告诉我系里的香农教授对我评价很高，这意味着我很有可能获得永久的教职。是否要继续留在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二战”结束后，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成功地从完成联邦政府项目的技术学校转型为数一数二的研究型大学，它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数学中心之一[1]。哪怕只是经过大厅，我都能和当时的数学奇才们交谈，比如诺伯特·维纳（控制论的创始人）和未来阿贝尔奖的获得者艾沙道尔·辛格。当时学校里的C.L.E.摩尔讲师计划吸引了大批优秀的数学博士，像之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未来的菲尔兹奖获得者保罗·J.科恩。虽然诺贝尔奖没有设立数学奖奖项，不过菲尔兹奖和阿贝尔奖就等同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科恩在我来之前几天才离开，我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的名字刚刚从办公室门上撤下。

我最终还是决定离开麻省理工学院[2]。从学术生涯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自己很适合与那些“大男孩”一起进行研究，但我确实需要学习更多的数学基础。同时我也没有和数学系的同行或前辈们有过任何合作研究。相反地，一方面，我把我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研究21点和与香农教授一起制造预测轮盘赌的计算机上，而在学术圈，合作往往才是晋升教职的关键。从另一方面来说，和香农教授一起进行的工作并不属于任何学术领域，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数学研究，也没有人支持，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它对我的教职生涯没有任何帮助。讽刺的是，30年后麻省理工学院将变成可穿戴式计算机研究的领导者，而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时间轴，我和香农制造的原型机是第一台可穿戴式计算机[3]。

新墨西哥州大学此时正在高薪聘请年轻有为的研究员，并且向优秀的博士生提供经济资助。他们刚从国家科学基金会领到一笔500万美元的优秀研究补助金，准备用它在4年内建立一个博士生项目，这笔钱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4 000万美元。比起麻省理工学院和华盛顿大学提供的每年6 600美元的工资，新墨西哥州大学打算把我的工资提高到每年9000美元，并给我一个副教授的终身教职。我每周只需教6个小时的研究生课程，而且可以自由选择课程内容。这些条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得以同时扩展我的数学背景，边教边学，完成我自己的项目，指导博士论文并和我的学生合作研究。

新墨西哥的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最理想的，尽管我的同事们觉得这是一个糟糕的赌注，我所去的地方不过是一摊数学“死水”。然而，我做出这个选择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墨西哥州的气候更为宜人，搬到那里也能让薇薇安和我们的孩子瑞安离亲戚住得更近一些。

就在做出去新墨西哥州大学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答应写一本有关21点的书。我在和朋友分享了几次成功的赌场实验经历后有了这个念头。

麻省理工学院的关系网帮我找到了耶鲁·奥尔特曼，他是布赖斯戴尔学术出版社（Blaisdell Publishing Company）的代理人之一（它随后成为兰登书屋的子公司），同意让我一试。我提供了草稿里前10章的标题，他欣然接受了这本书的出版。

我原定的书名是《财富的公式：一个21点的必胜策略》，在兰登书屋从布赖斯戴尔那里接手了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后（布赖斯戴尔的经理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他们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大众读物，而非学术书籍，因此他们提议把标题改为《击败庄家》。这本书预定于1962年11月发售，以留给我充足的时间在出版前去内华达的赌场接着进行实验来拓展我的策略，对此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无论我何时出现在21点的赌桌旁，都将是一段难熬的时间。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一边写书，一边和薇薇安为1961年夏天一家三口在洛杉矶的度假做准备。那段时间我们忙着写作、做科研、完成另一次内华达的21点之旅和搬往新墨西哥州的住所，同时我每周还要花20多个小时和克劳德·香农研究轮盘赌。而且，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卡伦也将在那年出生。回忆起那段时光，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从那么多事情中熬过来的。

8月，我应“小子”的邀请从洛杉矶前往拉斯维加斯。当时我正在写书，想知道赌场可能会采取哪些手段不让我未来的读者们取胜。“小子”（也叫“小家伙”）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认识的一个哈佛法学院学生的绰号。他几乎是在21岁生日那天就步入了赌博界，他喜欢用一种早期玩家[4]研究出来的终端赌策略。这种策略的核心就是在差不多只剩下几张牌的赌局里下注。一副没有洗过的牌在最后的几轮里有时会有很大概率出现A和10（还有J、Q、K），所以尽管这种不完美的玩法往往会得到最糟糕的结果，但那些精明的玩家会在合适的牌局里获得巨大的回报。当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