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一夜功成名就

的其他选择（而且是免费的技术）的人们来说，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得到它？为使公开源代码能够控制局面，什么才是比依赖公司资助更为现实的方式？还有，那些不太有的工作，比如系统维护和技术支持这种烦人的事情，比起在公司里完成这些工作，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开放源代码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为什么企业――它们为技术进步提供如此大的动力――应该被排斥在外，假如它们遵守游戏规则呢？即使我们想要中断商业主义的影响力 ，我们又该如何着手去做？我不想建议我们躲躲藏藏、销声匿迹、不去和那些商业人士讲话。 要求开放源代码的群体总是有反商业化的情绪，但直到当 Linux 在与高技术关系不大的家庭里也成为一个日常用词的时候，才称得上有商业化的危险。新闻组对某些疯狂声音里清晰可闻的偏执狂般的咆哮非常恼火。在我与之打资产的 Linux 的开发者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担忧。但另一些开发者却对诸如“红帽子”（Red Hat）或其他一些公司如何偏离开放源代码观念、对诸如某些人如何正在推动其理想主义的一面感到愤怒。 在某种程度上，某些开放源代码的倡导者从他们的理想主义立场发生偏转可能是正确的。但当某些人将其看作一个正在推动原有价值的主张的时候，我却认为它恰恰带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比如，担心没法养活自己的孩子这些事情的技术人员现在就有了选择的余地。你可以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理想主义，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成为某个新的商业族类。让一些新成员加入进来，以及你让自己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并不会让你失去任何东西。在此之前，你除了保持纯洁之外显然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顺便提一句，我从未感到自己身处理想主义阵营。的确，我总是将开放源代码视作一种使世界更趋美好的途径。但仅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除此之外我还将它视作带来快乐的途径。这可就不怎么称得上是理想主义了。 我总是认为理想主义人士挺有趣，只是有点沉闷，甚至有些吓人。为了坚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意见，你不得不排除除此之外的其他意见。那就意味着，你不得不变得不近情理。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这好比是美国政治和欧洲政治的区别。在这个游戏的美国版本中，敌人的界线由你来划定，而这种技能取决于一个人的辨别能力。欧洲政治家则倾向于通过证明其能够鼓励协作来赢得胜利。因此我坚持调和主义的态度。 我第一次对商品化感到紧张是在很早以前，那时 Linux 还籍籍无名。如果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选中了 Linux 搞商品化，那我就没戏唱了，现在也不会是这处情况了。在对 1998 年的活动情况所进行的新闻组讨论中有一种忧虑，就是怕一旦让人搞商业化开发，开发商可能什么回报也不给。在某种程度上，我必须依赖新的合作伙伴，正如 Linux 发展商依赖我那样。

并且他们也证明了自己是值得依赖的，他们没有踌躇后退。到现在为止，这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作为 Linux 商标的持有人和 Linux 系统的核心支持者，我体会到一种与日俱增的责任感。我深感与日俱增的责任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成千上万的人如今正依赖着 Linux，并且，巨大的压力使得尽可能令人依赖的工作变得确定无疑。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协助公司来理解开放源代码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我自己来讲，在贪婪的公司与无私的黑客之间，从来都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不，我在英特尔请我帮他们处理奔腾芯片的 FO OF 锁死问题后和他们会面，并不等于就是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是奔腾处理器的 FO OF 臭虫吗？”我就知道你准会这么问。没错，这就是我们这些怪怪的工程师编造出的怪怪的名字。“FO OF”是一行会导致奔腾芯片锁死的非法指令行中头两个字节的十六进制表达式，所以我们这么叫它）。不，一方面公开源代码的奇妙之处，同时又从一家封闭到连它在干些什么都不肯让大家知道的公司那里拿薪水 ，这并不是虚伪。事实是，我当时很尊重 Transmeta 这种低功率芯片，现在依然尊重如故，而且认为它是当时最有趣的技术项目，可能在广播电视方面得到应用。另外，我第一次可以和其他人协力同心，让英特尔至少部分地公布它的源代码。 作为一个要从技术立场和伦理立场两方面都获得信任的人，我感到很难在开放源代码群体内部坚持自己的立场。对我来说，在与 Linux 展开合作的公司当中，不偏不袒才是最重要的。

的确，我没有通过接受红帽子公司以诚挚的谢忱为理由提供给我的优先认股权而出卖自己。

而伦敦的一位企业家仅仅为了让我在他那家羽翼未丰的 Linux 公司里当一个董事会成员就要付给我一千万美金，但我还是拒绝了。这是否说明一些问题？他没办法理解我竟然会推掉这样一笔轻而易举就能到手的巨款。这仿佛是在问我：“你长这么大对一千万美金这个概念到底知道多少？”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新近受欢迎的程度，不仅使我，事实上，也使整个虚拟社区为盛名所累。的确，正如开放源代码在 1998 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