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长大成人

我上大学第一年的成绩斐然，需要拿到的学分我都拿到了。然而我仅仅在第一年收获颇丰，也许是新的环境让我感到特别兴奋，或是因为突然拥有了深入学习某些学科的机会，再不然就是读书使我感到很舒服，这总比隔三差五地进行社交活动、把酒吐在朋友们身上好得多。

第一年我表现得非常好，实在无可挑剔。然而你放心，这种表现从此再没有发生过。我的学术生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时还没有选择专业，最后计算机成了我的主修课，物理和数学是副修。我的问题之一是，在整个赫尔辛基大学，除我之外，希望主修电脑的讲瑞典语的学生只有一个，他名叫拉尔斯?韦尔泽尼斯。我们俩参加了一个为讲瑞典语的理科学生举办的组织，在那里觉得非常开心。这个俱乐部的盛况都是由学“硬科学”的学生们组成的，比如物理和化学。顺便提一句，成员都是男生。

我们俱乐部的房间和另一个组织共同使用，那个组织是为讲瑞典语的主修“软科学”的学生建立的，比如生物和心理学。因此，我们有机会和女生们交往，尽管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这方面显得笨手笨脚。不，我们所有的人都如此。我们的俱乐部和美国的大学生联谊会大体相仿，但你不必和其他学生住在一起，也不必和对科学不感兴趣的人打交道。我们每星期三晚上都有固定的聚会，在那里我了解到了啤酒中比尔森香型(Pilsner)和麦芽香(Ale)之间的区别。偶尔，我们还举行喝伏特加酒比赛。然而这些都是在我大学时代的后期发生的事情。我在大学里有得是时间，我总共在大学里泡了八年，毕业时仅仅得了一个硕士学位(不包括去年六月赫尔辛基大学授予我的荣誉博士学位)。

大学的第一年，我只模糊地记得乘坐有轨电车穿梭于教室和宿舍之间，我宿舍里的书和电脑设备越堆越多。我常常躺在床上读道格拉斯?亚当斯写的科幻小说，然后就把书丢在地板上，再抄起一本物理课本，接着又从床上滚下来，坐在电脑前为一个新游戏编写程序。厨房就在卧室的外面，我常去那里弄点咖啡和松脆玉米饼。

也许妹妹就在附近某个地方，或者和朋友出去了，也说不定这些也就和父亲住在一起。妈妈或许也在那里，要么她就在工作，或者说不定她和她的记者朋友们也出去了。有时一个朋友过来找我，我们就挤在小厨房里，一杯一杯地喝茶，在电视里看比维斯和布特海德(Bevisand Butthead)用英文唱 MTV，然后我们就琢磨着到哪儿去打台球，可又觉得外面太冷了。 真是万幸，自那以后，体育课在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然而“体育课”在第二年又回来了，而且是整整一年。芬兰军队要求所有的男生一律入伍。不少男生在中学毕业后就去服兵役，这样做比在大学上完一年后再去服兵役显得合理得多。

在芬兰你有两种选择：要么在部队服八个月的兵役，要么从事一年的社会服务工作。你要是有很强烈的宗教原因或其他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两样你还都可以避开。对我来说却没有任何脱身之计。对于社会，我觉得那并非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帮助别人。个中原因可能是我害怕社会工作会比在军队服役更加枯燥无味。我真不敢相信我说话如此坦率。你若和已经从事过社会服务的人聊聊，就会发现如果你事先没有排队选择好一个进行服务的较好地点，他们就会给你随便找一个枯燥乏味的地方。

如果那样，我从良心上也不可能反对。虽然逃避爱国职责我不会太有所谓，但是事实上我还是有良心的。在万不得已时，使用枪支杀人恐怕也不会遭到我太强烈的反对。

要是你选择服兵役，也会有两种选择：你可以当一个普通大兵，服满要求的八个月；或者去一所军官培训学校，当十一个月的军官。我觉得当一名军官可能会稍微有点意思，虽然你的服兵役时间要多出十二万九千六百分钟。当军官或许也能多学到一点东西。

于是乎你们那位当时体重是一百二十磅的英雄就成了芬兰陆军预备役中的一名少尉。干的事是火力控制。那还不是火箭科学，发给你的也不是大炮，而是坐标。你在地图上找出自己的位置，然后用三角学求出你想要射击的方位。你做出坐标计算，然后把结果用无线电或你们自己铺设的电话线传递出去，告诉要朝哪里射击。

我记得在参加陆军我非常紧张，因为我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有的人有哥哥或其他人跟他们讲过陆军的情况，所以他们心里多少有点底。但却没有人告诉我将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诚然，人人都知道军队里面可不是好玩的地方，凡是服过兵役的人都这么说。然而部队里到底怎么回事我一点概念也没有，所以感到特别紧张。

在军队里最艰难的是在拉普兰森林中行军，身上必须背着似乎有几吨重的缆绳。我真觉得那些缆绳有几吨重。进入军官学校之前，他们命令你跑步，腰上缠着一大圈缆绳，背上还得背着两捆，一跑就是十英里。有时你就光站在那里，等待着事情发生。

或者是滑很长时间的雪，到达一个地方后再支起帐篷。那时我意识到，倘若上帝希望我们生来就是滑雪的，他应该让我们长出长长的玻璃纤维脚蹼，而不是两只脚。对了，之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上帝。

你必须得把帐篷支起来，点起篝火，才能吃饭。你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