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希腊文明的繁荣（公元前500—公元前336年）

个希腊世界都能感觉到这种变化，要求并允许几乎每个成年男性公民既耕作又在方阵中与同伴一同作战的旧体制，让位于更加复杂地分化为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士兵、水手、奴隶、外邦人、地主、小佃农等不同集团的社会。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过程。每个城邦（甚至雅典内部）的富人和保守者都倾向于支持斯巴达，民主派则同情雅典。由于为了某个派系的利益而来的外部干涉随时可能出现，所以叛国的诱惑和机遇增多了。私人利益和思想必须服从城邦整体利益的旧观念无法抵制这种压力。由于派系斗争恶化为恐吓、暗杀和流放，所以一个又一个希腊城邦内部失和。

古典时代

但是在城邦世界内部分裂之前，从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79年薛西斯入侵的大灾难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在将近50年里，希腊世界特别是雅典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它的时间和地理范围之集中、表现之完美，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时代。

在神奇地战胜波斯帝国之后，希腊人终于对自己及其生活方式充满自信。希腊人再也不敬畏东方的奢华和神秘智慧了，他们变得高度自信，并迫切地探索世界的本原及其表达，特别是雅典人，在较小程度上也包括其他希腊人，认为自己能够把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互相支持，继续向前发展。毕竟当雅典在海外赢得并继续赢得这种成功的时候，谁能怀疑雅典制度的良善本质和卓越呢？谁能怀疑自己将从突然变成东地中海主人的一个城邦汇聚的新经验、新产品、新观念中学到很多东西呢？雅典人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对现状表示满意，渴望探索未来的任何新事物。为极度膨胀的自信所感染，他们开始将希腊文化各个方面都赋予古典表达：戏剧、哲学、历史学、雄辩术、建筑和雕刻。

戏剧

希腊有几个城邦都有合唱队戴着面具演唱纪念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山羊之歌”的传统，但是只有雅典把这些初级的开端发展成悲剧艺术。公元前5世纪，音乐、舞台背景、服装和舞蹈都变得更加精细了。

当合唱在盛大的狄俄尼索斯节上变成竞赛时，它就需要长期排练。领唱与合唱队之间的轮唱发展为戏剧对话。不久，两个男主角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多达三个。随着这种发展，合唱队退出了舞台中心位置，扮演次要角色，评价、警告或者烘托戏剧表演气氛，而戏剧的主要线索现在由男演员来表现。

古代雅典的悲剧表演展现了高尚的场面。所有男性公民均可自由观看，因为节日仍然被认为是公共祭祀行为。每次戏剧表演的开支均由富人资助，他们从竞赛获胜的奖品中得到满足。即使最愚钝的公民也能够欣赏舞蹈、歌曲和对白，因为对白是由合唱队吟唱的，演员的台词也合辙押韵。希腊戏剧的这些内容大多没有保留到现代，所有幸存下来的只有少数剧本，以及部分剧本的残篇。但是这些残篇仍然唤起人们对它们的崇敬，一是因为它们的诗歌的力量，二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思想。这种崇敬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真诚的，因为古代雅典悲剧作品的诗歌利用代代相承的传统节庆活动之机讲述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直面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为此，它们触及了激发永恒兴趣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主题对全人类而言都具有普遍意义。

在古代“山羊之歌”的显著转变过程中，三位伟大诗人厥功至伟：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公元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公元前405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4/480—公元前406年）。因为他们的题材都是有关神与人类关系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从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我们称之为神话，但是当时的希腊人视之为古代历史。悲剧诗歌似乎可以自由地改编传统故事，为了表现诗人想要表达的主旨，他们就会这么做。他们以自己的眼光和想象力，甚至更自由地试图解释神与人类、命运与自由意志、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之间的关系——这只提及了他们涉及的众多主题的一小部分。

虽然三大悲剧作家都忠于传统的形式，受到传统的限制，但是无须深刻地了解人们就能认识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开始失去探讨严肃的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功能。较早的诗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拥有与大多数观众一样的传统和虔诚。通过给予观众悲壮而复杂的感情表现，通过赋予传统道德和宗教思想变化、调整、微妙性与怀疑，他们不仅没有破坏，而且扩大和巩固了传统观点的一般结构和有效性。而欧里庇得斯有所不同，他生活的时代比较晚，传统认识已经在年轻的雅典人心目中褪色了。但是欧里庇得斯不得不取悦——或者假装取悦——公众，毕竟其他任何事情都将被认为是对宗教仪式的亵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通过提出某些宗教虔诚的俗套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有利于展开故事情节，或者挽救局面。在关于人类的戏剧中，欧里庇得斯经常以明显不同于油腔滑调和轻松的方式回答他的神圣使者，为生活的苦难提供神谕。

显然，已经发生的事实是，雅典知识精英的预期再也不同于雅典公民大众了。像欧里庇得斯那样的人已不再相信狄俄尼索斯之类的神的真实性与力量了，而他作为一个悲剧创作诗人，竟然被要求为狄俄尼索斯的庆典祭祀而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