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希腊文明的确立（至公元前500年）

始专业化生产葡萄酒和橄榄油时，长途贸易获得了巨大刺激。这些都是相对昂贵的产品，需要独特的气候和技术。但是，橄榄油和葡萄酒非常容易用陶罐储存和运输。希腊船只所能到达范围内的蛮族人很快便了解了这些产品的价值，他们用粮食、木材或其他原料与希腊人交换。显然，葡萄酒商和橄榄树种植者很快就在这种贸易中占据了优势。为了获得在本地不能生产的产品，蛮族地区的贵族愿意支付高价。因此，与那些在自己的领土内可以生产粮食的城邦相比，他们更愿意为这种立足于商品化农业的希腊城邦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换句话说，只要葡萄酒和橄榄油能够维持活跃的出口，那么人口就能够突破当地粮食供应的限制而增长。

公元前6世纪由吕底亚王国首先发明的铸币是这种希腊经济交换方式的重要润滑剂。普通人需要铜币和银币进行日常生活物品的买卖。

的确，在最大和最重要的希腊城邦，大部分人实际上不得不购买日常食物，其中大多数是通过海运进口而来的。劳务最终也以货币计算——每天需要大量铸币。各种商品，包括土地和税收也需要铸币。

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底层首次在这些城邦中发生，意味着它比以前所知的任何社会都更灵活。不断上涨的物价推动人力和物力向一定的经济活动转移；物价下跌则把人力和物力从过于密集的或者效率低下的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物价升降与供求关系相对应，官方通过调节粮食储存和分配而部分地平抑物价。这种灵活性意味着依赖物价网络的希腊人和其他人，都比之前的社会能更快捷有效地应对任何类型的经济变化。

以出口橄榄油和葡萄酒换取粮食和原料的手段是对后来希腊罗马历史具有根本影响的交换类型。

首先，它使沿海橄榄-葡萄种植地区能够形成较大的城邦，因为这些城邦能够通过进口粮食而满足人口需要。其次，它把农民作为活跃的、绝对重要的参与者纳入城市商业生活。在中东其他比较古老的社会里，农业剩余产品主要通过经济上不必要的地租和税收形式进入市场。被动和怯懦的农民认为，统治者和城市人口是他们的压迫者和天然的敌人，这是这种关系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希腊人不是这样。种植葡萄和橄榄的农民自认为并且也被他人认为是理想的公民，可以自由地进入市场，进行买卖活动，当干旱季节打断了耕作并使他获得必要的闲暇时，他还希望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方阵的影响

大约公元前650年，军事战术的一个重大变革为参与政治生活的农民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就是方阵的发明——大量密集的步兵阵形，纵深8排，所有士兵都经训练，能在行军和冲锋时步调一致。由数千名身披铠甲、行动如一、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冲锋能够横扫战场上的骑兵或敌方的任何其他力量。当这种优势变得明显时，早期城邦不得不尽可能多地组织和训练公民方阵。任何不利于加强方阵力量的事情都会危害城邦。如果危险迫在眉睫，如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发生的奴隶反抗多利亚统治者所造成的灾难，那么对它的反应将是十分剧烈的。

斯巴达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国土的永久保卫者，要求每个20~30岁的公民住在军营里，过军营集体生活。其他任何城邦都不像斯巴达反应这么极端，但是也没有任何希腊城邦能够发展出一支如此强大的作战力量。其他城邦满足于改革古老的贵族制度，以期集中全体能够用盾牌、头盔、刀剑和长矛武装自己的公民作为武装力量。

方阵的发明还产生另一个更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每个购置得起必要的铠甲和武器的青年，都必须与年轻伙伴一起，花费大量时间训练有效的方阵作战所需要的步伐和技巧。速度、力量和勇气只是方阵所要求的一部分。此外，每个人必须学会跟上战争圣歌的节拍，以保证方阵在战场上构成的盾牌墙不被攻破。每个人的安全都依赖同一行列的邻伴，因为每个人的盾牌都有助于掩护右边的同伴。对武器恐惧，怯懦或跟不上冲锋的步伐都不利于方阵作战，因为对方阵防线的任何突破都将立即带来灾难。

正如现代军队的受训军士所知道的一样，与其他人一同进行的长期步伐节奏训练具有强大的感情效果，这种努力完全可能激发人类从远祖继承下来的独特的感情共鸣。我们的祖先围着篝火起舞，可能是为了表达并同时形成社会——心理团结，因为这是狩猎过程中进行有效合作所必需的。方阵训练的最高目标是实战，这也强烈地激发出人类和前人类集体狩猎经历的激励力量。

也许因为有这些人类社会性产生的最基本的感情共鸣，所以每个希腊公民和战士才能够忍受成功的方阵战斗所需要的长时间训练，承受战争的疲劳和危险，体验这种冒险所带来的残忍乐趣和突然宣泄，他们终生的标志是拥有与其同甘共苦的伙伴相同的深刻社会性感情。

这种强烈的感情变成了城邦强大和集体荣誉的基础，所有公民都平等地属于城邦，在为城邦服务的过程中，全体公民体现了自我价值。通过这种方法，通过这种只是表面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方式，希腊城邦能够培养公民，他们通过臣服于共同节奏和要求严苛的生活规则而获得了特别鲜活的个人自由感。

因此，毫不奇怪，随着方阵的引入，希腊人改变了个人行为的理想。在较早的贵族专权时期，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