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地球的神经系统

而在冬季，这个比率更降至三分之一。编码和解码也需耗费时间，不过这仅限于信号链的起始和结尾。中继信号塔上的操作员只需按照指令转发信号，而无需理解它们。实际上，有很多操作员都不识字。

法国远距离传讯网络全盛时期示意图

即使讯息成功抵达，也仍然不能完全采信。中继信号塔很多，这就意味着出错的几率很大。世界各地玩过传话游戏的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在英国这个游戏叫做中国悄悄话（Chinese Whispers），在中国叫做以讹传讹，在土耳其叫做咬耳朵（From Ear to Ear），而在现代美国则直接叫做打电话（Telephone）。对于许多人忽视错误校正的问题，伊尼亚斯·沙普抱怨道：“他们大概从来没有用超过两三座信号塔做实验。”

现如今，这种旧式的远距离传讯系统早已被人们遗忘，但在当时它可是炙手可热。在伦敦，德鲁里巷皇家剧院的一位艺人和作词家查尔斯·迪布丁将这项发明写进了1794年的一出音乐剧中，并描绘了一番未来的奇异景象：诸君保证休见笑，待我细细道来法国的远距离传讯妙！

这台机器好能耐，读写、发送新闻，一小时传到五十英里外！

……喔！业余彩民也能富如犹太人：无需飞天的信鸽传新闻，只需架起发报机，一个在老奥蒙德码头装，另一个在船上装，哪怕它在海中央。

……再见吧，便士邮政！再见吧，邮件和马车；你们的位置已无，与我们再无瓜葛：取而代之，我们将看到家家房顶架起发报机，给我们报时、避雷、晾衣，还能把新闻递。

信号塔曾经遍布世界各地，直到现在它们的遗迹仍可散见于乡间。从 Telegraph Hill、Telgrafberget和 Telegraphen-Berg等叫作“传讯山”的地名依稀可见当年的用处。瑞典、丹麦和比利时很早就参照法国的模式建造起类似的系统。很快德国也紧随其后。1823年，一条横贯印度北部从加尔各答到楚纳尔（Chunar）的线路开始运营；1824年，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到开罗的线路建成；183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兴建从华沙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线路，沿线包括二百二十座信号站。它们一度主宰着世界的通信，但很快就变得过时了，速度之快超过了兴起时的速度。来自美国肯塔基州的发明家和历史学家托利弗·沙夫纳上校，在1859年到俄国旅行时，就深深被这些信号塔所震撼，既为它们的高度和美丽，也为塔身绘画和地面花草布置之精心，还为它们突如其来、全面的衰亡。

巴黎蒙马特山上的信号塔

这些信号站如今陷入了沉默，再不见指示的动作。它们默默矗立在高处，很快将屈服于时间的侵蚀之手。而电线，尽管外观没有那么雄伟，却遍布整个帝国，用燃烧的火焰将君主的意志传递给四散在他广袤领土上的六千六百万民众。

在沙夫纳上校心中，这是一种单向的对话。六千六百万民众不能对君主回话，相互之间也不能对话。

在空中书写时，人们可以说些什么呢？克洛德·沙普曾建议，“任何话题都可以作为通信的主题”，但他所举的例子，如“卢克纳将军前往蒙斯城准备攻占它，而本德尔将军也在前往防御途中”，却使他的本意显露无遗：所传递的是具有军事或政治意义的讯息。 后来，克洛德又提议发送其他类型的信息，包括航运新闻、本国或外国证券交易所的金融行情等。但对此，拿破仑恐怕不会允许，尽管他自己曾在1811年利用远距离传讯系统宣布了他的儿子，即后来的拿破仑二世的降生。一项耗费了巨额政府投资，而且每天只能传递数百个完整单词的通信基础设施，不太可能用于私人通信。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下个世纪，当这样的事变得可行时，有些政府又发现这不合自己的心意。当企业家们正准备开始组织私有的远距离传讯系统时，法国政府下了一纸禁令。1837年颁行的一部法律规定，对于“任何未经批准、擅自利用远距离传讯设备或任何其他方式将信号从一处发送至另一处者”可以处以罚金或徒刑。 这样，为地球搭建神经系统的想法就只能另寻出路。次年，也就是1838年，法国当局接待了一位来访的美国人，他提议利用电线来远距离传讯。这个人名叫塞缪尔·芬利·布里斯·摩尔斯。不过，法国当局断然拒绝了这份提议。与雄伟的信号塔相比，电线看上去廉价且不安全。没人能干扰空中的传讯信号，电线却有可能被蓄意破坏者割断。一位被指定来评估这项技术的医生和科学家朱尔·居约（Jules Guyot）对此嗤之以鼻：“就那么几根破电线，我们能指望它什么呢？” 其实，我们能指望很多。

如何处理和传送精密的电脉冲业已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技术挑战。而当电遭遇语言，也就是必须将字词转换成电线中的律动时，这更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在电和语言的交点（同时也是机器和人类之间的接口）处，需要人类重新发挥聪明才智。发明家们想出了很多不同方案。事实上，所有方案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基于书面字母表，将字母表作为一个中间层。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毕竟telegraph一词的本义就是“远距离书写”。是故，1774年，日内瓦的乔治–路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