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人增加到590万人，占美国全国劳动力的25%。 160
这一发展只代表了到19世纪末期美国所面临一系列变化中的一个而已。首先，拓边的终结提出了这样的基本问题：包括帝国的未来，以及是否能够兑现广泛个人财产权这一许诺。随着扩张的终结，在人口上似乎不再需要大规模的新移民流入，因而像来自欧洲的自由迁移、无约束力的归化和非公民的投票等政策似乎不再需要，它也对满足漏洞的边界效用构成了挑战。此外，奴隶制的失败对集体生活的族裔基础提出了质疑，无论怎样心不甘情不愿；并因此对得到正式公民身份的自由黑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结合进定居者社会提出了质疑。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美国定居主义的基本构成部分经历了严重压力：（1）经济独立和生产控制的许诺；（2）领土征服和为定居点提供新的土地；（3）根据族裔来界定成员身份的观点；（4）基本对欧洲开放移民。结果，美国一开始就直面共和主义自由的含义，也即源自早先殖民化时期的美国社会生活指导原则。它这样做的背景，是许多政治经济精英想知道这一原则本身是否依然合适，并开始考虑将帝国与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替代方式。这样的力量面对复苏的新民粹主义观点，而在其最理想的方面，这种民粹主义观点希望将自由主义价值从帝国主义的约束中、从建立在排他性基础上的政治中解放出来。如果说布朗森和斯基德莫尔的思想曾与杰克逊时代相左，那么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思想在公司集中、工业雇佣以及经济贫困的状况下，则似乎显得越来越适合了——对定居者和非定居者来说都是如此。最终，这些竞争性群体之间的斗争，彻底改变了美国生活的潜在价值，并产生了今天依然发挥作用的政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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