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思想能量：适当的集中和现实主义的乐观精神

当你想出最好的办法时你在什么地方？”在过去的这些年里，盖尔布问过成千上万人这个问题，他得到的最常见的回答包括“在淋浴”、“在床上休息”、“在大自然中散步”、“在听音乐”。我们问委托人类似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从慢跑到沉思到做梦到坐在海边。“几乎没有人，”盖尔布写道，“声称是在工作中想出最好的办法的。”

盖尔布指出，像达·芬奇那样多产高产的艺术家在工作中会定时休息。他依靠的是在白天多次小憩，而不是晚上睡很长时间。当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他有时候有几小时都似乎迷失在白日梦里，不顾雇主—圣玛丽亚感恩教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修道院的院长让他更有规律地工作的请求。“最伟大的天才，”达·芬奇告诉他的主顾，“有时候在他们工作得更少的时候完成得更多。”在他的《论绘画》(Treatise on Painting)一书中，达·芬奇写道，“时常把工作放下，稍微放松一下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当你回来工作时，你的判断会更有把握，因为持续工作会让你失去判断力。”

创造力和恢复

钟摆式运动还让大脑的不同部分被激活。神经外科医生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因为在研究中确立大脑的两个半球处理信息的方式根本不同而获得1967年的诺贝尔奖。左脑负责语言，按照有序的、一步一步的、遵循时间的方式工作，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结论。斯佩里的突破在于他发现右脑拥有独一无二的、往往没有得到正确评价的属于自己的特性。右脑在视觉和空间上更灵活，并且有更强的迅速辨别事物的能力，并能把部分和整体联系起来。因为同左脑相比，右脑非线性更强、不那么看重时间，所以往往通过直觉的跃进和突然的发现解决问题。

斯佩里的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最好的想法往往出现在并非有意识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同样重要的是，间断性地处于右脑控制下，似乎为我们提供一种有效的方式，让我们从大部分工作时间里所处的理性的、分析型的左脑模式中恢复过来。

创造过程本身就是摆动性的。从19世纪晚期，德国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赫尔曼·赫尔姆霍兹(Hermann Helmholtz)开始，许多思想家曾探索确定创造性过程的步骤。现在被广为承认的有5个阶段：第一个顿悟、饱和、孵化、阐明和证实。作家、艺术教授贝蒂·爱德华兹(Betty Edwards)在她的《以右脑作画》(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和《靠近内部的艺术家》(Drawing on the Artist Within)两本书中，曾充满睿智地写到创造力在左右脑半球思维模式之间循环的方式。

创造性过程中有两个阶段明显更依靠逻辑性、分析性的左脑思维。在饱和阶段，多种来源的信息以井井有条的方式汇总到一起。在最后的证实阶段，依靠的是分析、整理以及将创造性的突破转换成合理的、可理解的语言。其他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顿悟(最初的灵感)、孵化(反复考虑)和阐明(突破)，都和右脑半球有关。这三个阶段往往都发生在被爱德华兹称为“想别的事”的时候—不是主动地寻找答案或结果。“在这三个阶段的每一个中，”她写道，“创造性的活动主要是无意识地出现—而且往往发生在左脑半球刻意、理性地寻找解决方案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简单地说，创造力的最佳状态依赖于在投入和退出之间、思考和漠视之间、活动和休息之间有节奏的运动。两方面都是必要的，只靠任何一方面是不行的。

杰克：思想僵化

杰克，35岁，经营一家自己创办的小饰品营销和广告公司。他的公司因新颖的、备受关注的商业推广活动而闻名，他的产品锁定在年轻的消费群体身上。在经过一连串的成功后，公司遭受到双重打击：一是衰退的经济，二是来自大公司的竞争压力，这些大公司原来在判断市场机会方面曾经行动迟缓。为了能有创造性的发现，本性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杰克做出的回应是把自己和员工逼得更紧。让他感到惊讶和灰心的是，他的努力最终证明是适得其反的。延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强度的工作并没有转化成更有创造力的结果。杰克来找我们是因为他觉得灰心丧气、筋疲力尽，因为他年轻的队伍中的关键成员似乎也失去了他们的锐气。

考虑到公司早些时候的成功，问题显然不是缺乏人才或者技术。我们强烈的感受是他实际上努力得过头了—无情地逼迫自己，过于期望自己能更有创造力、想出更多的办法，对员工也同样如此。我们向杰克建议说，他消耗了太多的思想能量而没有足够的恢复，解决方案可能是安排更多的休息时间来用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问他特别喜欢的工作以外的其他活动是什么。杰克说出几个，尽管他承认他最喜欢工作，在过去的几年里他花在其他事情上的时间非常少。

一直到大学阶段，杰克都渴望成为一名画家，只是在他得出结论自己没有以此谋生的本事时才完全放弃。即便这样，在他的记忆中画画仍是巨大的快乐的源泉，是他觉得既有挑战性又非常有吸引力的东西。在我们的鼓励下，杰克决定买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