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福斯顿军营去的，但有强有力的间接证据。1918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哈斯克尔县的尼尔森、欧内斯特·艾略特、博顿以及其他一些也许未在当地报纸留名的人被征召入伍，从“重流感”正在扩散的哈斯克尔行进到福斯顿军营。他们可能是在2月28日到3月2日之间抵达的，而部队医院首次开始接纳患流感士兵的日期是3月4日。这个时段恰好同流感的潜伏期相吻合。三周内，福斯顿有1100人因病重需要住院治疗。

在哈斯克尔和福斯顿之间的来往人等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在福斯顿与其他军事基地以及法国之间的兵力调动却是川流不息。福斯顿出现第一个病例后两周，也就是3月18日，佐治亚州的福瑞斯特军营和格林利夫军营也显露出了流感侵袭的迹象，两个军营中都有一成士兵请病假。

接着，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其他军营也相继爆发了流感。那年春天，36个最大的军营中有24个经历了流感的浩劫。全国55个大城市中的30个[1]——它们大多与军事基地毗连——也因流感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到达顶峰而遭受了黑色4月。可惜待人们明了这些事时，已为时晚矣。

一开始，这次流感貌似无须担忧，根本无法同会并发肺炎的麻疹爆发相提并论，只有哈斯克尔的流感情况比较严重。唯一令人不安的是，这场疾病仍在蔓延。

正如伯内特后来所说的：“以美国和欧洲的军方病情为蓝本来讲述流感的故事，无疑是最方便的。”[2]疫情在全国爆发后，杰出的流行病学家们着手调查美国军方和平民的健康记录，想要找出早于福斯顿疫情爆发的异常流感活动的任何征兆，但他们一无所获（关于哈斯克尔的疫情警报错报了日期，被记录为福斯顿爆发之后）。法国曾在冬天有过几次局部性流感爆发，但并未蔓延，还只是地方性疾病而非流行病。

欧洲首次非比寻常的流感突发于4月初，出现在布雷斯特，那正是美军的登陆地点。布雷斯特的法国海军司令部突然瘫痪。疫情从布雷斯特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开来。

不过，尽管有许多人患病，但症状就像美国人的一样，通常都不太严重。军队在经历了短期的虚弱无力后，不久就恢复了元气。例如，在肖蒙附近爆发的流行病波及美国军队和平民。在172名守卫司令部的海军士兵中，大部分都感染上了疾病，其中54人住院治疗[3]——但全都康复了。

法国军队在4月10日出现第一个病例。[4]流感在4月底袭击了巴黎，几乎在同一时间，疫情波及意大利。英国军队的第一个病例发生在4月中旬，随即疾病爆发。5月，仅英国第一陆军就有36 473人入院，[5]症状稍轻的病人有数万名。一份英国报告记载，在第二陆军中“5月底疫情开始恶化……感染者数量骤增……一支炮兵旅在48小时内就有1/3人员染病，而在原本兵员为145人的弹药队中，目前只有15人能够继续执行日常任务”[6]。英国第三陆军遭遇了相同的困境。6月，军队从欧洲大陆回国时，又将疾病带到了英国。

这一次并发症发生的数量仍然很少，而且几乎所有士兵都康复了。

唯一利害攸关的就是疾病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德军似乎正是这种情形。4月下旬，正在作战的德国军队中突发流感。当时，德军指挥官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正准备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大进攻——德国赢得战争的最后一搏。

德军进攻已经初步取得了巨大胜利。在前线的霍尔斯特德的门生库辛在日记中记载了德军的战绩：“他们取得了彻底的突破……”[7]“整体情况远不能令人安心……晚上11点，从前线撤下来的士兵仍然源源不断。”“黑格（Haig）对军队所下的最令人忧虑的命令以这样的话结尾：‘面对必须背水一战的境地，要相信我们的事业是秉持正义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奋战到底。家园的安危以及人类的自由都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的行动。’”

然而库辛接着又提到：“预期的德军大进攻的第三波攻势在一天天推迟。”[8]“没人知道德军何时会发起下一次进攻。可能不会再拖延很久了。我推测，我们在弗兰德斯遭遇的流感也许更严重地打击了德国佬，这可能是其推迟进攻的原因。”[9]鲁登道夫本人也将德军丧失主动以及进攻最终失败归咎于流感：“每天早晨不得不听取各参谋长上报流感感染人数，听他们抱怨各自部队的疲软——这可真是一桩令人难以忍受的活儿。”[10]也许是流感削弱了鲁登道夫的攻击力，夺去了他善战的军队，也许鲁登道夫仅仅将它作为一个借口。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遭受了疾病的侵袭，而鲁登道夫就是那种能诿过于人就绝不承担责任的人。

与此同时，这个病毒在西班牙获得了名字。

事实上，5月之前的西班牙病例并不多，但战争期间西班牙是一个中立国，这就意味着政府不会审查新闻，不像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报纸——这些报纸不会发布任何负面的、有损士气的新闻，西班牙的报纸充斥着疾病的报道，尤其是在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phonseⅩⅢ）也患上严重的流感之后。

很快，这种疾病就以“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或“西班牙流感”为世人所知，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只有西班牙报纸发布这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