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诺依曼的陨落

1955年春天，约翰尼和克拉拉住进了华盛顿乔治城（Georgetown）一处很小但很舒适的房子里。从移民博士后到获得总统任命，约翰尼只用了短短25年的时间。来到华盛顿，本应预示着更光明的前程。1943年，冯·诺依曼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写给克拉拉的信中，这样说道：“我想独立于规范的学术生涯之外。”然而最终，这一目标几乎触手可及，却再无可能实现。“7月9日，即便在华盛顿，也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季，”克拉拉回忆道，“在和刘易斯·斯特劳斯打电话的时候，约翰尼的身体垮了。”

8月2日，他被确诊为转移性骨癌晚期，并接受了紧急手术。到了11月份，病情蔓延到了他的脊椎。12月12日，他在华盛顿特区为国家规划协会（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做演讲，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站着演讲。“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将所有流程区分开来，看哪些适合由机器完成，哪些适合由人类完成，”他建议说，“然后找到促成机器和人类完成使命的方法。”1956年1月，冯·诺依曼不得不靠轮椅代步。“新年前夕，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科学讨论，当时我告诉他我发现的一个关于飓风的动力学新理论，”朱尔·查尼回忆道，“除夕当天，他一直卧病在床。第二天早上，他下楼送我和埃莉诺回普林斯顿，却在返回楼上的时候摔倒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3月份，他住进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Walter Reed Hospital）。在那里，他度过了余生的11个月。“他在和医生讨论病情的时候非常平静，并且他的医学知识非常渊博，医生不得不告诉他一切实情——这是非常残忍的。”克拉拉说。他的探病者不断，而他的病房就在艾森豪威尔套房（Eisenhower Suite）的一侧。空军上校文森特·福特派出了很多士兵来为他全程陪护。就如路易斯·斯特劳斯后来回忆的那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场景，坐在这个50多岁的移民病床旁边的人，那些簇拥着他的人，居然是国防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空军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参谋长这样的人物。”

他的智力在不断退化。“他想有个人和他说话，”朱利安·毕格罗说，“然后克拉拉就喊了我，让我到医院去探望他，我想克拉拉最了解的人应该就是我了。于是，差不多整整一年，我每个周末都到医院去。”应冯·诺依曼的要求，斯特劳斯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那里弄了一份个人服务合同，用于支付毕格罗的差旅费用，并于1956年6月27日恢复了毕格罗的Q级别安全检查。直到冯·诺依曼走到生命的尽头，毕格罗一直都在探望他，给他读科学期刊并回答他的问题。“看着他的病情不断恶化，那种感觉太糟糕了。”

斯坦·乌拉姆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来探望他。“他从不曾抱怨过病痛的折磨，但是他的心态、言论以及他和克拉拉关系的改变，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他整个心境的改变让人悲痛，”乌拉姆回忆道，“他一度变成了一名严苛的天主教徒。一位本笃会修道士拜访了他，并和他交流。之后，他又要求见耶稣会士。而且，很明显，他口头上所说的和他心里真正所想的，以及对自身真正的担忧并不一致。”不过，他对科学的好奇心以及他的记忆力一直保留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是他最后放手的东西。“他去世的前几天，”乌拉姆继续说道，“我用希腊语为他朗读修昔底德（Thucydides）旧日书上的一个故事——他特别喜欢雅典人攻击米洛斯（Melos）的故事和伯里克利（Pericles）的演说，我就是不经意间读错了一点或者发音不对，他都记得很清楚并且会纠正我。”

当时，玛丽娜·冯·诺依曼21岁，正打算结婚，且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她回忆道：“我的父亲清楚地知道，他的病情已经蔓延到了脑部，他变得无法思考，所以他让我问他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像7加4等于几之类的。我这样问了他几分钟，然后悲痛难耐，再也无法继续；于是，我走出了房间，难以忍受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折磨。”

“我曾问他，”她接着说，“当你知道自己即将离世，是否会无比沮丧，因为‘你想方设法平静地剥夺千百万人的生命，却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死。’他回答：‘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尼古拉斯相信他的哥哥要见天主教牧师，就是想有个人能和他讨论经典。“像我们这种背景的人，一夜之间转变为虔诚的天主教徒，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他说道。

“我根本就不相信，”玛丽娜反驳道，“我的父亲曾直截了当地和我说过，生而为天主教徒是非常艰苦的，但是人辞世时，天主教的确是唯一的选择。他心里某个角落还是希望天主教能让个人实现某种形式的不朽，虽然这和他脑海中某些其他的想法相抵触，但是我确信他的心中存在帕斯卡的赌注（Pascal’s Wager）——认为每个趋善避恶的人都应该相信上帝。”这个突然的转变让克拉拉、乌拉姆和刘易斯·斯特劳斯都感到很不舒服。1956年12月21日，在写给斯特劳斯的信中，乌拉姆这样说道：“约翰尼的悲剧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也深受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