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入高等研究院的鸟儿

而此时，纳粹主义正在欧洲兴起，美国也正值大萧条时期。奥斯瓦尔德·维布伦则在为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搜罗人才，为搬到法恩楼的新驻地做准备，正如克拉拉所说：“他在搜寻人才时，发现了约翰尼……并动用一切手段接连说服普林斯顿大学和高等研究院，只为聘用这个年纪轻轻、不甚出名的匈牙利人”。最初这所大学发来的邀请是一个访问讲师的职位，由尤金·维格纳和他共享。这两个匈牙利人把他们的时间分配在欧洲和美国两地。对于普林斯顿的守门人来说，让两个匈牙利人各出一半的时间比一个匈牙利人做全职更容易接受。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份电报，其中提供的访问教授薪金大约是我在柏林工业大学（Institute of Technology）薪金的8倍，”维格纳回忆说，“我以为是传输方面出了错。后来得知，约翰·冯·诺依曼也接到了相同的电报，所以我们认定它也许是真的，于是我们就接受了。”一学期的工资为3000美元，差旅费1000美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

冯·诺依曼和玛丽埃塔·科维茜（Mariette Kovesi）结婚了，科维茜的父亲是布达佩斯犹太医院（Jewish Hospital）的主任，也是著名的医师。1930年2月，新婚不久的冯·诺依曼就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据维格纳所说：“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一到纽约，维格纳（当时称维格纳·耶诺）和冯·诺依曼“一致认为，我们应该设法成为美国人：他会自称约翰尼·冯·诺依曼，而我将成为尤金·维格纳”。

1931年，冯·诺依曼收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永久任命。“约翰尼是最早离开的鸟儿之一，”克拉拉说，“在纳粹强迫他出走的很早之前，他就自愿放弃了极好的学术职务。”他的决定既是出于经济考虑，也有政治原因。“现在，德国的经济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1931年1月，他在给维布伦的信中说，“由于人们不喜欢独自痛苦，关于美国状况不佳的言论也就沸沸扬扬了。难道真有此事吗？”

1933年1月，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向冯·诺依曼提供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职位。这笔资金本来指定给赫尔曼·韦尔，但他举棋不定。在研究院，冯·诺依曼加入了奥斯瓦尔德·维布伦、爱因斯坦和詹姆斯·亚历山大的行列，他们早已入驻研究院的临时驻地法恩楼。起薪为1万美元（比在大学时更高），福利包括帮助购买一套房子（或者在奥尔登农场边缘的研究院的土地上建造一所房子）。研究院的工作时间是从10月开始到第二年的5月初结束，在剩下的时间里，夏季的那几个月，冯·诺依曼会回欧洲一趟，其他人则会奔赴各地避暑。弗莱克斯纳夫妇在马格内塔温（Magnetawan）有一处避暑寓所，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北部320千米的树林中。维布伦一家则在缅因州有一套房子。

爱因斯坦在长岛海峡航海度夏。亚历山大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登山爱好者，他曾在1922年独自攀登科罗拉多州（Colorado）朗斯峰（Longs Peak）东侧的亚历山大烟囱（Alexander’s Chimney）。他通常在美国西部度过夏天。

1933年春天，纳粹开始清洗德国大学的犹太教授，冯·诺依曼辞去了他在柏林的职务。1935年1月，他又退出了德国数学学会（German Mathematical Soci-ety）。“他的情感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强烈，”克拉拉补充说，“他把这当作最沉痛的侮辱：任何民族、群体或个人更倾向纯粹、低劣的纳粹主义哲学或任何其他‘主义’，却摒弃如爱因斯坦、赫尔曼·韦尔、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薛定谔（Schrödinger）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大师，包括同在此列的他自己。”

据克拉拉所说：“20世纪30年代，约翰尼来往于大西洋两岸至少20次”，直到1939年，彼岸的大门关闭。“人们开始为匈牙利感到自豪，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兴起革命和反革命的方式比德国更顺畅、更文明。除此之外，再无他事，”1933年4月，冯·诺依曼在布达佩斯向维布伦报告说，“我在柏林没有听到变革或驱逐之类的消息，但是似乎大学的‘净化’至今只波及法兰克福、哥廷根、马尔堡（Marburg）、耶拿（Jena）、哈勒（Halle ）、基尔（Kiel）和柯尼斯堡（Königsberg），其他20个城市肯定也会响应。”此时，一条出走美国的路线开始形成。1921年的紧急《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和1924年民族起源的《约翰逊-里德法案》（Reed-Johnson Act）将匈牙利移民限制在每年共计869人。此外，为全职聘任的教师或教授提供豁免，但是即使对于那些已在美国的人员，全职聘任也是供不应求。

维布伦将所有可用的资源都投入进去，包括班伯格兄妹、洛克菲勒基金会、普林斯顿大学以及数学系的人脉，尽己所能拯救更多的数学家。虽然冯·诺依曼在难民潮之前就已经前往美国，能够轻松地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但是他还是感激维布伦为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