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得意之时不忘形

做人金典：得意之时不忘形，盛时常做衰时想。

有些人只知道争取而不知及时引退，只知道生长而不知终将衰亡，只知道获利而不知所得必失。我们不要无限度地盲目追求成功，追求名利，要实事求是，居安思危，自我警觉。虽然我们的才能有超常发挥的可能，但并非无条件地超常发挥，如果忽视了客观实际，仅凭主观盲动，只能造成追悔莫及的后果。

以曾国藩为例，当攻破太平军天京城以后，曾国藩兄弟的威望达到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而且还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外，还节制浙江、河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

曾国藩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当时湘军将领已有10人位至督抚，凡是曾国藩所举荐的人，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清政府为控制曾国藩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另一方面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也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辞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拟章奏咨禀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大受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辞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辞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余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营里，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然而，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几天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军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在此种情形下，曾国藩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忠心；让九弟曾国荃挂冠归里，功成身退；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

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合统治者心意，于是顺水推舟同意遣散大部分湘军。又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仍然委任他为握有实权的两江总督。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让权减职之举，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朝廷对他的猜忌，而曾国藩最终也可保位及人臣的官位。曾国藩与清廷之间在政治上的这种交易与默契，当时朝野上下，包括曾国荃，能够深刻地领会这种计谋的没有几个人。

在中国古代常有树大招风、功高震主的事，一些手握重权者难免会受到上层的猜忌和打压。他们采用的办法是自断臂膀，让权减职，清除隐忧，明哲保身。上述历史经验，带有较浓厚的封建政治色彩，反映了古时统治者内部矛盾与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领导与被领导者是一对矛盾，如何处理好上下级关系是一门学问。下级做出了成绩，确实不能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更不应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更重要的是，在成功的同时，要看到以后的征程。在大喜的日子里，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有些人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往往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以致种下祸根，到头来后悔已经晚了。谦受益，满招损，做人既要有做老大的志向，更要有当老二的心态，具有这种心态能让人吉祥多福。

人一旦成功，如果不警惕，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又有多少成功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个人在高位上待久了，就自觉不自觉地妄自尊大起来，脾气也变得怪异。他处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他站在与白云接壤的高处，看到的都是挂满红飘带的彩色气球，他根本看不清老百姓真正的脸色，也不了解群众的意见，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