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进行对比，也帮助我以此为基础做出决策。通过这个程序，我不断完善对因果关系的认识，直到我可以用“如果……那么……”这样的句式来制定决策规则（对现实情况的应对原则）：如果X发生了，那么我们就下注Y。接下来，我观察实际情况与我的原始模型及预期之间的差异。在桥水投资公司，我和我的合伙人非常系统化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实际情况符合模型，我们就继续下注于通常将会出现的情况。如果实际情况开始偏离模型，我们就寻找原因，并且做出调整。这个过程帮助我理解驱动这些发展的重要因果次序，也令我更加谦逊。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做法，也会是我未来的做法，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你读到的内容展示的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2]

这种方法影响了我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改变了我的视野：从被各种事件（像袭来的暴风雪一样）围困，到超越各种事件，放眼于事物的长期发展规律。[3]以这种方法理解的相关事物越多，我就越能看到相关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在更长时间内的相互作用。

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往往错过一生中的重要成长时刻，是因为每个人仅经历漫长历史的一小部分。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在短暂的一生中全神贯注于搬运面包屑，却无暇拓宽视野，发现事物发展的宏观规律和周期及其背后的重要关联、我们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通过从宏观角度考察历史，我认识到自古至今，只有几种性格类别的人类[4]，沿着有限的几条道路前行，遇到有限的几类情况，发生有限的几起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件反复出现。唯一不同的是当时人类的服饰及其使用的语言及技术。

关于本项研究及其来龙去脉

一项研究引出了另一项研究，最终促成我进行本项研究。 具体的过程如下。

• 在研究历史上的货币和债务周期时，我注意到长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50~100年），这使我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当前形势。 例如，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多国利率降为零，央行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我知道90年前就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因为我研究过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这些研究使我看到，央行提供大量货币和信贷如何以及为何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也扩大了贫富差距，让国家步入民粹主义和冲突的时代。2008年后，我们看到这些驱动因素及其机制的重演。

• 2014年，我想预测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投资决策。于是，我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案例分析，寻找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我构建了各项永恒普适的指标，用来预测各国10年期的经济增长率。这个过程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各国经济差异背后的原因。接下来，我把这些指标综合成度量标准和方程式，估算20个最大经济体10年期的经济增长。这种方法被沿用至今。我认为，这项研究对我们很有益，也会帮助决策者。因为通过考察这些永恒普适的因果关系，决策者可以看到，如果他们改变X，就会带来Y效应。这些研究也使我看到，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相比，美国的这些10年期先行经济指标（如教育质量和负债水平）不断恶化。这项研究叫作“生产率和结构性改革：国家成败的原因和失败国家的对策”（读者可以在economicprinciples.org网站上免费参阅这项和上述其他研究）。

•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势力明显抬头。于是，我开始进行一项名为“民粹主义现象”的研究。这项研究使我看到，由于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巨大，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这些冲突与目前的冲突十分相似。这项研究还使我看到，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如何以及为何倾向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保护主义和对抗。我意识到左、右倾经济和政治势力之争可能愈演愈烈，这些冲突会对经济、市场、财富和权力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项研究让我对历史和现实有了更好的理解。

• 通过这些研究以及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物的观察，我发现美国人的经济状况存在巨大差距，而这种差距会被平均数据掩盖。我按照收入把美国经济五等分，比如顶层20%、下一层20%，以此类推，最后是底层20%。然后，我分别考察了不同群体的经济状况，进而开展了两项研究，其中一项研究是“我们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两个经济群体——上层40%和下层60%”。通过这项研究，我看到富人和贫困者的经济状况存在巨大差异，也看到了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加剧背后的原因。此外，通过我妻子所做的慈善工作，我们还近距离了解到康涅狄格州各社区和学校的贫富与机会差距。这促使我做了另一项研究，名为“资本主义为何需要改革及如何改革”。

• 同时，通过我多年的国际交往和对其他国家的研究，我看到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巨变，尤其是在中国。 在过去37年里，我不断走访中国，有幸结识了中国的高层经济决策者，深度了解到他们以及许多其他人的想法。这让我能近距离地看到中国实现飞跃的原因。 事实上，在这些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