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圈套

“选A还是选B”的问题不仅让富有实战经验的商人们苦恼不堪，它也同样折磨着商学院的“天之骄子”们。一位教授让自己班上的27名学生进行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把所有学生都带入了“囚徒困境”中。

游戏规则如下：

假设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家企业的老板，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作为企业“头头”的他们必须在两个备选的改革方案中做出选择：A策略代表生产高质量的商品来维持较高价格；B策略代表生产假货以通过别人所失来换取自己所得。

还规定，若学生选择A可得到2元的奖励，选择B可得到2.15元的奖励，但选择A将产生总体收益：1个学生选择A，总体收益为2元；2个学生选择A，总体收益是4（2×2=4）元，依此类推……选择B则无总体收益可言。同时，选择A的学生所产生的总体收益额将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学生（包括选择B的学生）。

这是教授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博弈，确保每个选择B的学生总比选择A的学生多得0.15元。这个假定也有现实意义，因为生产假货所付出的成本总比生产高质量的商品要低，反过来，其利润当然要高。

但是，选择B的人数越多，就意味着选择A的人数越少，则他们的总收益就会越少。总体收益越少，分到每个人手中的收益就越少。这个假设也有道理：随着市场上充斥着的假货的增多，消费者便会逐步地认清它们的面目，就会理性地不再购买它们，这就直接导致了假货生产者利润的减少（游戏中指选择B的学生）。并且，市场上出现的假货太多，市场秩序就会混乱，该产品的信誉就会降低，这也直接降低了高质量产品生产者的利益（游戏中指选择A的学生）。

假设27名学生都选择A，那么他们每人各得2元，且总体收益是54（2×27=54）元，将54元平均分配给27个学生，也是每人2（54÷27=2）元，则每个学生最后的实际所得为4（2+2=4）元。

假设有1个学生有了自私自利的打算，偷偷改变主意，选择B，那么，选择A的学生就有26名，总体收益是52（2×26=52）元。将52元平均分配给全班27个学生，每人各分得1.9（52÷27≈1.9）元。则选择A的学生最后的实际所得为3.9（2+1.9=3.9）元，比原来少得0.1元；而选择B的那个学生最后可得4.05（2.15+1.9=4.05）元，比原来多了0.05元。

假设有2个学生改变主意，改选B，则有25名学生选择A，总体收益是50（2×25=50）元。将50元平均分配给27个学生，每人可分得

1.85（50÷27≈1.85）元，则选择A的25名学生最后每人各得

3.85（2+1.85=3.85）元；而选择B的那2个学生最后每人各得4（2.15+1.85=4）元。

假设有3个学生改选B，那么，选择A的学生就有24名，总体收益是48（2×24=48）元。48元平均分配给全班27个学生，每人可分得

1.78（48÷27≈1.78）元。则选择A的学生每人各得3.78（2+1.78=3.78）

元；而选择B的3个学生每人各得3.93（2.15+1.78=3.93）元。

……

假设全班27个学生一致选择自私的策略，尽可能使自己的收益达到最大，统统选择B，则总体收益是0元，最后每个学生各得2.15元。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他们进行合作，协同行动，不惜将个人的收益减至最小，都选择A的话，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大收益4元。若有一个学生选择B的话，那么该学生能获得最大收益4.05元，其余26名学生相对会蒙受一点损失，只能获得3.9元。但随着选择B的学生人数增多，每个人的总体收益会变少。

演练这个博弈的时候，起初每个学生都被相互隔离开，不允许讨论，单独做选择。结果全班27名学生都成了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个个精于算计，为了多获得0.05元，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B。

后来教授允许学生之间相互讨论，以便达成合作。经过数次实验之后，教授发现，同意合作而选择A的学生总数并不固定，从3人到14人不等。在最后的一次带有约束性协议的博弈里，只有4个学生愿意选择A。此时，全体学生的总收益是65.45[2×4+2.15×（27-4）+2×4=65.45]元，比全体学生成功合作可以得到的总收益108（2×27+2×27=108）元减少了42.55（108-65.45=42.55）元。

这个游戏也可以看作是“非合作性博弈”的又一典型模式，并且比“囚徒困境”更深刻地揭示了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处于“困境”的他们与“困境”之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左右局势，获得集体收益最大时，就只能在困境的局势下想办法尽可能让自己的损失最小，收益最大。

这个游戏在现实社会中也很有代表性。

比如，某村有一块公共草地可供牧人放牧，每个牧民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只知道增加自己养羊的数量从而可以增加收入，但并不关心草地的承载极限。于是羊越来越多了，草越来越少了，最后草没了，羊也没了。这是一个带有悲剧性的博弈过程。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