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表情识别，很多研究者关心表情刺激的识别是否和非表情刺激的识别具有同样的机制（Duncan & Barrett，2007；Lazurus，1984；Pessoa，2008；Zajonc，1980）。如果“情”（emotion）和“理”（cognition）是分离的心理过程，即两者具有不同的加工机制，那么对知觉与分类的认知机制的研究将无助于对表情识别的理解；但若表情刺激只是刺激物的一种，和中性刺激一样遵循同样的机制的话，研究者们则可以从中性刺激物的识别机制来理解表情识别，而对中性刺激的识别则已有众多研究（Moors，2007）。
关于表情（或情绪）识别，存在三个主要的取向和四个主要的理论。表情识别的一个研究取向是行为取向，即研究影响表情识别的行为因素，包括表情面孔的熟悉度、早期受虐待经历等对识别表情的影响；另一个取向是生物取向，即通过EEG、fMRI、脑损毁等一系列手段，研究大脑负责表情识别的特定结构；第三个取向是认知取向，探索情境和社会因素对表情识别的影响，同时也关注面孔局部信息在表情识别加工中的相对重要性（Fox，2004）。表情识别的四个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基本情绪理论（Ekman，1992b），该理论认为某些类别的表情触发了事先定义好了的情感程序，该程序引起特定的反应模式，从而将表情刺激分类为某个具体的表情类型。该理论更多的强调表情识别的自下而上的加工，表情识别更多地由表情刺激本身决定；与之相对的一个比较灵活的识别模型是评价理论（Ellsworth & Scherer，2003），该理论认为表情的识别是一个基于图式评估（schema evaluation）或者模式匹配（pattern matching）的过程，表情的分类是个体根据其自身的需要、目标、价值观及幸福感（well-being）等对表情刺激进行评价得出的。该理论综合考虑了表情刺激与个体需要之间的交互，认为表情识别是一个既有自上而下加工又有自下而上加工的动态过程（Pessoa，2008）；而另一极具影响的理论为纬度理论（Russell，2003），该理论提出了一个非常普遍而经济高效的表情识别机制，即表情的识别分类是基于最简单的正负性（valence）两维以及激活（arousal）的程度；近些年表情识别的建构观得到了较多研究（Barrett，2006a；Barrett et al.，2007），表情识别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表情（情绪）的种类并非一个自然天生的实体，而是人为的概念。语言提供了概念类别，因此语言情境对表情的分类有很大的限制作用（限制了赋予表情刺激以何种意义）。该理论更多强调表情识别的自上而下加工（强调语言知识、文化社会等因素对表情识别的影等）。
在表情识别的神经机制上，Ledoux（1998）曾提出存在两个通路进行表情的识别加工，第一条通路是“低位路径”（low road），丘脑和杏仁核直接连接；另一条通路是“高位通路”（high road），表情信息在经过丘脑加工后投射到大脑皮层，进一步加工后再投射到杏仁核。第一条通路绕过了意识觉知，对表情信息是自动加工，而第二条通路对表情信息是精细的有意识加工。众多的脑区参与了表情的识别，包括额叶、颞叶，而且表情识别加工的脑区主要是右侧。
对表情识别的一个批评是实验当中需要识别的表情种类较少（Scherer et al.，2003），特别是按照基本情绪理论选择基本情绪作为实验材料通常只包含一个正性表情（高兴），这样可能会导致被试的心理加工是所谓的辨别（discrimination，在选择项中进行选择）而非识别（recognition，确实识别出来表情的种类）。
对表情进行识别的研究通常是在实验室中，安排一些被试被动地观看计算机屏幕呈现的情绪刺激（通常是一些孤立的表情刺激，如面部表情），然后记录其反应。而实际生活中的表情，远比实验室研究的情境要复杂，情绪的产生和识别离不开和他人的互动，表情也不仅仅是孤立的面部表情，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表情是伴随产生的。因此，未来的表情识别研究应当综合利用面部表情和姿态表情，在社会交互的情境下进行（De Gelder & Hortensius，2014）。把表情识别的研究从对单一个体的研究扩展到对互动的双方或者小群体的研究，这样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群体情绪反应（比如恐慌，日本核泄漏，我国民众恐慌性抢盐）的机制。将表情识别研究放在群体中的框架下将成为未来表情识别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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