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了。总的来说，它们是人类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却是经由儿童成长于其中的氛围而人为地得以产生的。

具体来说，究竟哪些因素得为妒忌的产生负责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神经性妒忌的一般内涵时有所讲解。在这里，我们只要提一下缺乏温暖和竞争精神会促成这样的结果，就已足够。除此之外，患有神经症的父母制造了我们上文讨论过的那种氛围，他们通常都不满意于自己的生活，通常都没有满意的情感关系和性关系，因此他们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子女作为爱的对象。他们把自己对于爱的需要释放到了子女身上。这种爱的表达并不总是带有性的色彩，但是无论如何，它具有高度的情感内涵。我非常怀疑，潜在于子女与父母关系之中的性欲，会强大到足以引起一种潜在的障碍。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所有病例，都是患有神经症的父母通过恐吓和温柔，迫使子女沉浸于这些充满热情的依恋之中，从而带上了弗洛伊德曾描述过的占有欲和妒忌的所有内涵。注44

我们通常习惯于认为，对家庭或某位家庭成员的敌意性反抗，对儿童的发展来说是不幸的。当然，如果儿童不得不反抗患有神经症之父母的种种行为，这的确是不幸的。但是，这种反抗如果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的话，那么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在于感受或表达了一种反抗，而在于对这种反抗的压抑。压抑批评、反抗或谴责，会导致很多危险，其中之一就是，儿童可能会将所有的责备都揽到自己身上，并感觉自己不值得人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种情境的种种内涵。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危险是，受到压抑的敌意可能会导致焦虑，并开始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发展。

为什么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儿童会压抑敌意？其原因有很多，这些原因以不同的程度、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发挥其作用，它们包括：无助、恐惧、爱或罪恶感。

儿童的无助，通常仅仅被视为一种生物学事实。尽管儿童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要依赖于其环境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为与成年人相比，他们的体格不够强健、经验不够丰富——但是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生物学方面的强调还是过头了。在两三岁之后，儿童就会发生一种决定性的改变，从占优势的生物性依赖，转变为一种包括该儿童的心理、智力以及精神生活的依赖。这个过程将会一直持续到儿童成长至青春早期，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为止。尽管在儿童继续依赖其父母的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在其后代的教育上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倾向于让孩子强壮、勇敢、独立、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境，还是主要倾向于保护孩子，使他顺从听话，让他对实际生活一无所知，或者简而言之，直到孩子20岁或者更晚，都把他当成幼儿对待。在不利环境条件下成长的儿童，他们的无助通常由于恐吓、溺爱，或者一直处于情感依赖的状态，而被人为地强化了。一个儿童越是无助，就越不敢感受和表现出反抗，而这种反抗也就会被延迟得越长久。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潜在的情感——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威胁、禁令、惩罚，以及儿童亲眼目睹的突发脾气或暴力场面，都可以直接地引起恐惧；恐惧还可以由间接的恐吓引起，例如让孩子记住生活中的种种巨大危险——细菌、大街上的车辆、陌生人、野孩子、爬树等。孩子越感到恐惧，就越不敢表现出敌意，甚至不敢去感觉敌意。在这种情形下，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怕你。

爱可能是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孩子的真诚之爱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大肆强调自己是如何的爱孩子，如何的为孩子牺牲，直至耗尽心血。一个儿童，尤其是一个同时又不断受到恐吓的儿童，可能会紧紧地抓住这种爱的替代品，不敢作出任何反抗，唯恐失去做一个乖孩子所得到的奖赏。在这样的情境下，格言是：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我怕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种种儿童在其中会压抑自己对父母之敌意的情境，因为他害怕任何敌意的表示都会破坏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他受到了一种明显恐惧的驱使，即这些强大的巨人会遗弃他，收回他们那种让人安心的慈爱，或者转而反对他。此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儿童通常都被教育成因为自己感觉或表达了某种敌意或反抗，而感到内疚；也就是说，儿童通常都被教育成这个样子，即如果他表达出或感觉到对父母的愤怒，或者如果他违背了父母所设定的规则，那么，他在自己的眼中就会变得一文不值或可耻。产生罪恶感的这两个原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儿童越被教育得因为越过禁区而感到内疚，就越不敢对父母有任何怨恨或责难。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就是这样一个最常激发罪恶感的领域。不管这些禁令是以感觉得到的沉默的形式、还是以公开的威胁和惩罚的形式表现出来，儿童都经常能感觉到，不仅性好奇和性行为是被禁止的，而且如果他沉溺于这些性好奇和性行为，那么他就是肮脏、卑劣的。如果出现任何有关父亲或母亲的性幻想和性愿望，那么，即使它们由于一般的性禁忌态度而未能公开表现出来，也有可能使儿童感到内疚。在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