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扩张型解决方法：掌控一切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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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神经症发展中，与自我的疏离都是核心问题；而且在所有神经症的发展中，我们都发现了对荣誉的追求、应该、要求、自我憎恨以及各种用以缓解紧张的方法。但是，我们还不太清楚这些因素在特定的神经症结构中究竟是怎样起作用的。要想清楚了解这一点，有赖于个体找了哪种方法来解决他的内心冲突。不过，在对这些解决方法进行恰当描述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自负系统所产生的内在群体以及内在群体所引起的各种冲突。我们知道，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冲突。但就像我在前面所指出的，自负系统本身内部也会出现一种主要的冲突。自我美化与自我轻视并不会构成冲突。事实上，只要我们仅仅根据这两个关于我们自身的大相径庭的形象来思考问题，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两种自我评价虽然彼此矛盾，但也相互补充——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冲突的驱力。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是怎样体验自己的——那么，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就会发生改变。

内在群体常常会导致一种对于同一性的基本的不确定感。188我是谁？我是骄傲的超人——还是卑微、有罪且极其卑劣的东西？个体通常不会有意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除非他是一位诗人或哲学家。但这种困惑、迷惘依然会出现在他的梦境之中。这种身份的丧失在梦中可能会直接简明地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做梦者可能会梦到自己丢了护照，或者当有人要求他证明自己的身份时，他却无法证明自己是谁。或者，他可能会梦到一位老朋友，但对方的形象却与他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不同。或者，他可能会梦到自己在看一幅画像，但画框里装着的却只是一张空白的油画布。

更常见的情况是，做梦者不会明确地对自己的身份问题感到困惑，相反，他会用各种不同的象征来表示自己：不同的人、动物、植物或者无生命的物体。在同一个梦中，他可能既是加拉哈德骑士（Sir Galahad），又是危险的怪兽；既是被绑架的受害者，又是绑匪歹徒；既是罪犯，又是狱警；既是法官，又是被告；既是拷问者，又是被拷问者；既是受惊吓的孩子，又是响尾蛇。这种自我戏剧化（self-dramatization）表明，在一个人身上往往有多种不同的力量在起作用，在认识这些力量的过程中，解释（interpretation）可能非常重要。例如，如果做梦者有顺从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可能就会通过梦中出现的一个顺从者的角色表现出来；如果他有自我轻视的倾向，那么，在梦中可能就会通过厨房地板上的蟑螂表现出来。但是，这并非自我戏剧化的全部意义所在。自我戏剧化会发生（在此提及的原因）这一事实也表明，我们有能力体验自己的不同自我。一个人在白天的生活中以这种方式体验自己，在梦里又以那样的方式体验自己，在这两种体验自己的方式间所存在的明显差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能力的表现。在清醒的时候，他可能是智多星，是人类的拯救者，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但在梦里，他又可能是变态的怪物、唾沫飞溅的白痴，或者是一个躺在阴沟里的被遗弃者。最后，即使一名神经症患者能以一种有意识的方式体验自己，他也可能会一下子觉得自己拥有傲慢的全能感，一下子又会觉得自己是社会的渣滓。在酗酒者身上（但绝非仅限于酗酒者），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他们一会儿觉得自己身处云端、189指点江山、大许其诺，但过一会儿又会觉得自己是卑贱潦倒、畏缩不前之人。

这些体验自己的多种方式通常与既存的内在形态相一致。神经症患者一般不考虑更为复杂的可能性，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美化过的自我、受鄙视的自我，有时候还可以感觉到自己真正的自我（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真正自我）。因此，他事实上必定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不确定。只要内在群体存在，“我是谁”这一问题便确实无法回答。而在这个节点上，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不同的自我体验必定会产生冲突。更确切地说，由于神经症患者完全将自己等同于优越、骄傲的自我和受人蔑视的自我，因此，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如果他将自己体验为一个优人一等的存在，那么，他往往就会扩大自己的努力，过分相信自己所能取得的成就；他往往或多或少地公开表现他的骄傲自大、勃勃雄心、争强好斗和苛刻要求；他会自大自满，蔑视他人；而且还会要求他人对他表示崇拜或盲目服从。相反，如果他在内心之中把自己视为顺从的自我，那么，他往往就会觉得无助，顺从他人，取悦他人，依赖于他人，并且渴望得到他人的喜爱。换句话说，完全认同于一种或另一种自我，不仅会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自我评价，而且还会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待他人的态度、相反的行为方式、相反的价值标准、相反的驱力以及相反的满足种类。

如果这两种体验自己的方式同时起作用，那么，个体必定会觉得好像有两个人正朝两个相反的方向用力拉他。而这正是完全认同于两个既存自我的意义所在。这不仅只是一种冲突，而且是一种具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将他撕裂的冲突。如果他没有成功地缓解因此而产生的紧张，那么，焦虑必定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