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经症要求

感到吃惊的是，聪明的患者在看到心理问题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性时，可能会变得相当迟钝。我正在思考的是下面这样一些不证自明的联系：如果想获得某些东西，我们就必须付出努力；如果想变得独立，我们就必须努力奋斗，从而能够为自己承担起责任。或者，只要我们傲慢自大，我们就会容易受到攻击。或者，只要我们做不到爱自己，我们就不可能相信他人会爱我们，也必然会怀疑任何有关爱的断言。如果向患者呈现这些因果序列，那他们可能会开始争论，并感到一头雾水或避而不谈。

导致这种特殊的愚钝表现的因素有很多。[2]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掌握这些因果关系就意味着让患者看到内在变化的必要性。当然，要改变任何的神经症因素都非常困难。而且，除此之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很多患者在无意识之中都存在一种强烈的厌恶感，不愿意去认识他们应该屈从于任何的必然性。甚至仅仅是“规则”“必要性”或“制约因素”这些字眼都可能会让他们颤抖不已——如果让他们完全了解这些字眼的含义的话。在他们的私人世界里，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承认有哪种必然性适用于他们自身，事实上就会让他们从高高在上的世界跌落到现实世界中，而在现实世界里，他们将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屈从于同样的自然规律。因此，他们需要将这种必然性排除在他们的生活之外，而这种必然性进而会转变成一种要求。在精神分析中，这一点表现为：患者觉得自己有权利超越改变的必要性。因此，他们在无意识之中会拒绝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他们想变得独立、不那么容易受到伤害，或者想去相信自己能够被人所爱，那他们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

一般来说，46最令人震惊的是对生活的某些隐秘要求。任何对这些要求的非理性特征的怀疑，都注定会从这个领域中消失。当然，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他来说，生活也是有限的、危险的，可能会粉碎患者觉得自己像神一样的感觉。任何时候，任何的偶然事故、坏运气、疾病或死亡都会让他想到自己的这种命运——并会摧毁他的全能感。因为（引用一句古话）我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现在，我们可以避开某些死亡的危险，可以保护自己免遭与死亡相关的经济损失。但是，我们无法避开死亡。由于不能像正常个体一样面对生活中的风险，神经症患者常常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是被教皇施了涂油礼的，好运总是会伴随他左右，他的生活总是轻松且没有任何痛苦。

与那些在人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要求相反，对生活的要求总的来说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有这些要求的神经症患者通常只能做两件事情。他能够否认，在内心告诉自己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会鲁莽行事——在寒冷的天气发烧后仍外出，丝毫不顾及有可能发生的传染，或者进行性生活时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他生活的方式就好像他永远不会变老，或者永远不会死亡一样。因此，如果碰上了某种不利的情况，那么，这对他来说自然就是一种毁灭性的经验，而且有可能会让他陷入恐慌。尽管这种经验有可能无足轻重，但它粉碎了他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信念。他有可能会转向另一个极端，开始变得对生活过于小心谨慎。如果他不能依赖于他的要求，即他的神圣不可侵犯应该受到尊重，那么，任何事情都将有可能发生，而他也将无所依赖。这并非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他的要求。相反，这意味着，他不想让其他人认识到这些要求的无效性。

而对待生活和命运的其他态度，只要我们看不到其背后的要求，那它们看起来就更为合乎情理。许多患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这样一种情感，即让他们遭受一些特殊困境的折磨是不公平的。在谈到他们的朋友时，他们会指出，尽管这些朋友也是神经症患者，但这个朋友在社交场合中更轻松自如，那个朋友更有女人缘，还有一个朋友更富有进取精神或者47更能充分地享受生活。这样的闲谈虽然没什么用，但似乎可以理解。毕竟，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人困难，因此都不希望有一些特殊的困难来折磨自己。但是，患者对于与那些“值得羡慕的”人在一起的反应，则表明了一个更为严重的过程。他可能会突然变得冷漠或沮丧。在对这些反应进行细细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这样一种僵化的要求，即他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的困难。他有权利获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天赋。此外，他不仅有权利过上一种没有任何个人问题的生活，而且他有权利拥有他所知道的，或者在银幕上所看到的那些人物的所有优点：像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那样谦卑又聪明，像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那样仁慈又勇敢，像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那样矫健又阳刚。“我不应该是我”这样一个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患者不能直接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它只能在患者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以怨恨、妒忌所有比他更有天赋、更为幸运的人的形式表现出来；表现为对他们的模仿和羡慕；表现为向精神分析学家提出的要求，即要求分析学家给他提供所有值得拥有但常常又是相互矛盾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