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应该之暴行

患者身上起作用的情感力量，是患者正直坦率的能力和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

这种想轻易取得成功的期望不仅在整个分析过程中起作用，而且也同样在个体获得洞见的过程中起作用。例如，承认自己的一67些神经症要求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要把他们彻底推翻一样。因此需要耐心的工作。只要患者觉得自己情感上必须拥有它们这一点不改变，这些要求就会持续下去——所有这一切都被他们忽视了。他们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应该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驱动力。自然，这样一来，他们随后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失望和沮丧。同样，一位教师可能会期望，因为她拥有长期的教学经验，因此，写一篇有关教学法的文章对她来说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她才思枯竭无从下笔，那她就会对自己感到非常厌恶。她忽视或抛弃了这样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如：她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写？她有没有一些教学经验可以提炼为有用的思想？而且，即使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要构思和表达出这些思想，把它们写成一篇文章也仍然只是一件平凡的工作。

这些内心指令就像一个极权国家的政治暴行一样，完全无视个体自身的心理状况——无视他当前所感受到的或所做的一切。例如，在那些常见的“应该”中，有一个“应该”是个体永远都不应该受到伤害。作为一种绝对的状况（“永远都不”［never］这个词就暗含了这一点），任何人都将发现这种状况很难达成。曾经或者现在，有多少人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保证自己的安宁，以至于从来都不会感觉受到伤害？这充其量只是我们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认真对待这样一个计划，必定意味着要积极而又耐心地解决我们无意识中的防御要求，解决我们虚伪的自负——或者，简言之，解决我们人格中使得我们脆弱不堪的每一种因素。但是，那个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应该受到伤害的人，其内心通常没有如此具体的计划。他只是简单地向自己发出一个绝对的命令：否认或无视他身上存在脆弱一面的事实。

下面，我们来考虑一下另一种需求：我应该总能理解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我应该能够感化一名罪犯的心。同样，这也不完全不切实际。有极少数的人就拥有这种精神力量，如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中的主教。我曾有一名患者，在她看来，主教的形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她觉得她应该像主教一样。68但在这个时候，她并不具备像主教对待罪犯那样的态度或品质。她有时候会表现出慷慨仁慈的行为，因为她觉得她应该慷慨仁慈，但她并没有感受到慷慨仁慈。事实上，她对于任何人都不能感受到太多的东西。她经常感到害怕，唯恐他人利用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找不到一篇文章，她就会认为被别人偷了。由于意识不到这一点，她的神经症使得她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而这一切都被掩盖在了表面上的强迫性谦卑和善良之下。那个时候，她愿意看到自己身上的困难并致力于解决这些困难吗？当然不愿意。这里同样也是一个盲目发布命令的问题，盲目发布命令只会导致自我欺骗和不公平的自我批评。

在试图解释各种“应该”所具有的让人感到惊异的盲目性时，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略去许多不太重要的内容。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的出发点是追求荣誉，它们的功能是使个体成为其理想化自我：它们发挥功能的前提是，对个体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或者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便无须在逻辑上考察其存在的条件。

当这些需求指向过去时，这一倾向最为明显。就神经症患者的童年而言，它不仅对于阐释其神经症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对于认识他当前对过去所经历的各种逆境的态度也很重要。这些与他人对待他的态度是好还是不好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由他当前的需要决定的。例如，如果他发展出了追求所有甜蜜和光明的一般需要，那么，他就会使他的童年笼罩上一层金色的薄雾。如果他迫使自己的情感受到限制，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他确实一直爱着自己的父母，因为他应该爱他们。如果他完全拒绝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那么，他可能就会将自己遇到的所有困难的责任都推到父母身上。伴随这后一种态度出现的报复性进而可能会公开地表现出来，或者被压抑下去。

最后，他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表面上让自己承担起一些荒谬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意识到早期各种威胁性、限制性影响因素所产生的全部影响。他有意识的态度通常相当客观且合理。69例如，他可能会指出，他的父母控制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患者有时候会感到纳闷：自己为什么感受不到任何的怨恨？而有意识的怨恨之所以缺失，原因之一就是一种回顾性的应该（这也是我们在此处的兴趣所在）。尽管他意识到，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不幸足以击垮任何人，但他还是觉得他应该毫发无损地从这些不幸中走出来。他应该拥有内在的力量和刚毅的精神，从而不让这些因素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既然这些因素现在对他产生了影响，那就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换句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