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释梦的实际应用

弯道上的车厢就会由于火车行驶的速度太快而被抛出轨道之外。事实上，当我正要开口大喊时，司机便打开了节流阀。后面的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竟然真的被抛出了轨道。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我一下子就被吓醒了。”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梦所代表的情境。它描绘了这位患者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狂热心态。由于身处火车前部的司机不假思索地往前开，他后面的车厢便开始晃动，最终翻了车——也就是说，他患上了一种神经症。显然，在当前的人生阶段，这位患者已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他以卑微的出身，长期努力地往上爬，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本应该满足于自己已取得的成就，但事实相反，他在野心的驱使之下，试图登上他力不能及的成就高度。神经症的出现是给他的一个警告。由于环境方面的一些原因，我不能对这位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我对其病情的看法也不能让他感到满意。结果，事情真的如梦中所预示的那样发生了。他试图充分利用诱使他产生野心的职业良机，于是就像火车非常猛烈地冲出了轨道，灾难性事件真的发生在了他的现实生活中。从这位患者口述的既往病史中我们可以推断，高原病表明他已没有能力再往上爬了。他做的梦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推断，表明这种无能为力是事实。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梦的一个特征，这是我们在讨论将释梦技术运用于神经症治疗的过程中所必须首先考虑的。梦向我们呈现了主观状态的真实画面，而有意识的心理（conscious mind）则否认这种状态的存在，或者只是非常勉强地承认它的存在。患者有意识的自我（conscious ego）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不能再稳步前进了；他继续为了升迁而努力着，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已经升迁无门了——后来的事件充分验证了这一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听从有意识心理的指示，那我们就会一直犹豫不决。而从患者口述的既往病史中我们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为什么我的这位患者就不能这样呢？既然我的判断可能有误，那么，为什么我的推断就一定比他的更可靠呢？就在这个时候，梦出现了，它是一个不随意心理过程的表现，不受有意识观点的控制。它呈现出的通常是真实的主观状态。它既不会受到我对于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猜测的影响，也不会受到患者观点的影响，而仅仅只是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就定下了这样一个规则：把梦看得和生理现象一样重要。如果尿液中检测出了糖，那么，尿液中就含有糖分，而不是蛋白质、尿胆素或我可能预期的其他某样东西。也就是说，我把梦视为诊断过程中非常宝贵的事实依据。

梦给予我们的往往比我们索求的要多，我刚刚引用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梦不仅让我们洞悉了神经症的成因，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预后。除此之外，梦还告诉我们治疗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上面例子中的患者必须马上停止全速前进。这正是他在梦中对自己的告诫。

让我们暂且满足于这样一个暗示，回到梦能否让我们解释神经症成因的问题上来。我上面引用的两个梦都能够解释神经症的成因。但我同样也可以列举出无数不能解释这一点的最初的梦，虽然这些梦十分浅显明了。目前，我并不打算考虑那些需要彻底分析和解释的梦。

问题在于：有一些神经症的实际起因，我们只有到了分析结束时才能发现，还有一些病例，我们即使找到了神经症的起因也无济于事。这就让我想到了上文提到过的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即出于治疗的目的，患者有必要意识到其自身障碍的诱因——这种观点只不过是旧有创伤理论的残余。当然，我并不否认许多神经症都根源于某一创伤性事件，我只是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所有神经症都具有此种性质，且无一例外地根源于童年的某一关键经验。这种对问题的看法通常会导致一味追求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医生必须把他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到患者过往的经历上，他必须一直问“原因是什么”，而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目的是什么。”通常情况下，这种做法对患者来说非常有害，因为他被迫要在记忆中——很可能是好几年的记忆中——搜寻一个被假设发生在童年期的事件，而一些具有即时重要性的事件则被完全忽略了。纯粹追求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过于狭隘，不能公正对待梦或神经症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如果一个人诉诸梦的唯一目的是发现神经症背后隐藏的原因，那他就有失公正了，因为他忽略了梦的大部分实际贡献。我在前面所引用的梦清楚无误地呈现了神经症的致病因素，但很显然，这些梦也提供了一种预后或对未来的预期，而且还为治疗过程提供了建议。此外，我们还必须谨记一点：有很多梦并不涉及神经症的成因，而是涉及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其中包括患者对医生的态度。我想通过讲述一位患者所做的三个梦来阐明这一点。这位患者先后咨询了三位不同的分析师，每次治疗开始时，她都讲述一个梦。

第一个梦是这样的：“我必须穿越国界线到另一个国家去，但没有人告诉我它在哪里，我找不到这条国界线。”从这个梦开始的治疗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