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塌陷的可能，领导也不会让你去上面去盖房子。最早盖单间房子的是旧社会当地的有钱人，他们在离矿井不远的地方盖上几间平房，里面有火炕炉子被褥做饭吃的东西一应俱全，为的是出租给外地来下煤矿的打工人，投资是为了回报，租出去用不了几年，就能挣回了本钱。
他们都是些年轻人，觉得在家混不下去了，‘树挪死，人挪活’，总想着还是要换个活法，找本村的同伴三五个人同行来到煤矿下井，虽然累点，但还是比在农村种地强一点。每到矿上开工资的时候，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女人，她们租下房子等生意上门，住上十几天，矿工们的钱花的只剩下生活费了，再重要的事情也没有比填饱肚子更重要了。没有了生意女人们回家去照样相夫教子，下个月一如既往地照样来招揽生意。其实，人这个高等动物在好多事情上想不开，也不知道是受非封建思想的影响，还是出于嫉妒，总是对一些事物看不惯。当然这是旧社会丑陋封建思想的一个方...
一个方面。到了解放后那些小平房早被拆除了。女人们自然也只能在家伺自己的男人。
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拉上去，自来水水却上不去，说就了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挑水成了男人们每天上班以前的必须。节约用水在这里不只是口号。女人们知道水来的不容易，下雨时总是免不了用盆盆罐罐去接，不能吃、洗衣服总行吧。取暖更不成问题，自己挖的煤，矿上总是按成本价卖给他们，但是钱不好挣能省一点也好，人们总是在下班时找到一块自己能背到家的大块煤，烧一天没有问题，日产量万吨以上大矿，还怕你烧。回采队的人就不烧煤，他们到不烧怕煤气中毒，回采过后的顶子木要全部撤下来回收，下次再用，人们便找粗一点的，好劈开的木柱子，锯成二尺多长的木墩子，下班时或扛着或是用自行车驮着，回家用斧子劈开，填在炉子里烧。
矿上保卫科对这些人也没办法，他们是临时工，也就是民工。或者叫他们农民工也行。他们没有正式矿工的福利待遇，就拿烧煤来说，正式工每月矿上分煤，是不要钱的，而民工就得花钱去买，虽然很便宜，但是，毕竟要花钱。凡是矿上的正式工不管用什么办法进来的，大多数不下井，就算下井不是班长也是组长，总之都是脱产干部。企业里，正式工看着合同工，合同工看着临时工。这种模式从有了工人这个名称开始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就跟农村一样，在旧社会地主看着管家；管家看着长工；长工看着短工。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的劳动潜能发展到极致。
工地的位置分好了，关系硬的在靠马路一边，差点的往里，看来占地的关系最差，分到最里边，紧靠山坡的地方，里马路远，运材料就不方便，同样是一车沙子，里面的就得加上5块钱，要不没人给拉。放好线后，楼房的基础边缘离山坡上的平房仅有50公分，当时占地就找矿上的基建科来人看过地形，研究了两天，也没有给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占地想去找设计院（图纸是本市矿务局设计的）。可是看到200多人的施工人员，若是再等几天，不用说开工资，就是吃饭也得花些钱。占地再次征求建设单位的意见。
“朱科长，我这200多人在这么等下去，非得出事不可，”朱科长拿这占地给他的施工方案，“你要是找急就按这个方案去干，”“那你得签个字，我们才敢施工，???一提签字朱科长就头大，他根本就没有弄懂这个靠山坡平房施工时，为了防止因塌方而危及到平房居民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让居民搬离后的安置问题，这些都不是一个施工队能办成，或者直接说吧，这些费用绝对不能让施工队来出，做为施工方把问题想的周到一点总是没坏处。占地两眼直直的看着这位大科长，自尊心受到了威胁。
朱科长不耐烦的说：“先按你这个方案去干，土方施工时我会派专人去现场协助你，有大问题再找矿长，”“那你在上面签个字，就行成了正式文档，以后决算也有个依据，”“先放这把，具体到什么程度再按实际情况结算，”朱科长的前身是本矿土建队的一名学徒，找人花了一万块钱，买了一个正科级，因为是学瓦工的，就安排在土建科当科长。那是1988年，所有的官职、公务人员、（当然都是编制内的），都有明码标价，只要肯花钱什么样的官都能买到，没有什么事情是用钱办不成的。而且都是半公开的，不像后来管的严厉，人们只能偷偷摸摸地搞。
那个年代不用怕，它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那个年代的官员以及手握实权的企业领导，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在努力的为自己腰包里的人民币服务。在矿上，材料科刚刚进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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