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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误发的加急电报

看着这份急电，人们心里迷惑不解，上海遣送站发报的时间，竟是-在他失踪后仅10多小时，且为何将电报误发到附近的辛寨?这里离上海市1140公里，乘直快列车也要22小时到达，而且还必须到45公里外的邯郸市才能搭火车。晚上不通汽车，他走时也未骑自行车。仅步行到邯郸也需**个小时，县、市省城均无飞机场，坐飞机绝不可能。难道是他自己一夜间飞到了上海?再说，他去上海干什么呢?

不管怎样，应把黄延秋领回来再说，谜团待来日解决。大家做出了决定，副支书黄宗善身为村干部又是黄延秋的亲戚，对此事更是关注。他出于慎重，復电到上海遣送站，说黄延秋左臂有块痣，望查明。

三天后来电确认是他。村委会帮助筹借了200元(其中在信用社贷款100元)，委派黄延秋的堂哥黄延明和邻近曲周县赵庄村钱永兴及钱的邻居吕秀香一块赴沪领人。黄延明当时30多岁，復员军人，当兵时因公去过上海，是全村唯一见过大世面的人;钱永兴的邻居吕秀香，其哥哥吕庆堂在上海浦东某高炮部队工作，这样以防万一找不到遣送站，可让部队同志协助查寻。

三人步行两个多小时来到了肥乡县城，又坐了两小时汽车来到了邯郸市，然后又乘坐了22小时火车来到了上海市。他们首先到了部队，以家属探亲为由，找到了部队干部吕庆堂(高炮师后勤部部长)，说明了来意，望协助解决。吕庆堂和部队其他官兵听说了这件事，也感到很新奇。第二天早，立即和遣送站取得了联繫。并派后勤部副部长卢俊喜带黄延明、钱永兴一块乘部队小车来到了遣送站，黄延秋果然在那里!经遣送站证实：黄延秋于7月28日(农历六月十三)一早被遣送站收留，是两个“交通警”将他送在那里，说他是河北省肥乡县辛寨村人，所以电报就误发到了辛寨。二人经出示介绍信，将黄延秋领出，一起回到部队。翌日，由卢俊喜、干事王惠恩送钱永兴等人陪同黄延秋乘火车回到了肥乡。在郑州换车又等了7个小时，然后才辗转回到家。回到家乡后，乡亲们询问他出走的原因和经过，黄延秋惶惑地说出神秘的奇遇：

7月27日晚上，天气闷热，晚间10点左右，我在这间刚盖好还未安门的新房里睡下，不多时又被喧闹的声音惊醒。睁开双眼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夜中只见高楼林立，霓虹灯闪烁，自己躺在一个繁华大城市街头!身边还有一个小包裹，包着我的衣物。平时这些衣物随丢乱放不在一处，在母亲的房中，那时母亲已睡下，关了门。可醒后，不知道是怎样都集中在包裹里，同我一起飞到了异乡。巡视四周，许多招牌上都写着“南京市某某商店”、“南京市某某旅馆”等，定了定神，我感到不是幻觉，不是做梦。仔细问路过的人，是南京市中心。南京距家乡两千多里怎么来到这里?我怎么回家，怎么办?在惊恐之中，我留下了眼泪。在我惊愕之时，走来两个交通警察模样的人，对我略加盘问后，给了我一张火车票，说南京至上海的火车就要开车了，让我立刻坐车到上海，说那里有遣送站，能和家乡取得联繫。他们要我先走，声称随后他们也去，一切由他们安排，叫我到上海下车后到车站派出所找他们。

午夜时分，我乘上了开往上海的普快列车，毕竟是第一次远离家乡，随着列车启动，心里来越不安，将头探出车窗外，还能远远望见站台上为我送行的两个交通警察。

经过4个小时的奔驰，列车驶进了上海火车站(北站)，我随着乘客走出站台，找到车站派出所，没想到两个“交通警”已在派出所门口等着我。不知他们乘坐了什么，比火车还快。此刻天已破晓，迎来了上海的早晨。两人带着我穿街过巷乘汽车，来到一个南北街道路西的遣送站里，他们给接待同志交待后离去。接待同志也没有多加盘问我什么，便将我暂时收留。十几天来我一直在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我27日晚九点多睡下到在南京醒来也就两个小时，我是怎么到的?”。

其实，众人面面相觑都在纳闷，用奇怪的眼神在看我。县里、公社、还来了人调查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公社的治安员来时，还拿走了不知谁放到我包袱中的黄铁盒。

第二次再次飞回上海

他在人们的猜测中心神不安地又度过了一个多月，未有别的异象发生，惊恐的小村庄才逐渐平静下来。

9月8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村委会在黄延秋家南院召开“大搞生产”群众会，黄宗善等几位村干部都在场。大会开到一半，队长让黄延秋等青年人早点睡，明天一早往地里送粪(一种农家肥)，以实际行动响应大会号召。

晚10点多，劳累一天的黄延秋在院里的床上睡着了，他心里还惦记着明早送粪的事。可半夜醒来一看，却又躺在一千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上海火车站(北站)广场!此刻人们大部分已经休息。站前广场上已是人影稀疏。惊恐诧异的黄延秋环视四周，是那样的安静，并没有可疑的人士。只有夜空中灯光的辉映凭添了几分神秘。站在巨大的钟表前，他看着时针已指示出当时为午夜一点多钟。他惊魂未定。忽然，狂风四起，电闪雷鸣，下起了暴雨。雨夜中奇沦外乡，哪里是归宿?黄延秋不由地哭了起来。忽然想起上次协助自己的解放军老乡，虽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