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这个想法很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于是轻声要来纸和笔，并严肃地记录着。
“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的开场白比我预期的更加简洁有力，内容极具说服力。我想我们有赢的机会。”
在午间休息之前，只传唤了一名证人，但那个证人非常重要：费瑞斯。
费瑞斯的证词大致陈述了两点内容：那场臭名昭着的聚餐上的对话，以及他身为《伦敦评论》编辑，与陶德杭特先生有着怎样的私人关係。他坦承当时陶德杭特先生极力将话题引向他需要的方向。他希望大家讨论一个被医生宣告只剩下几个月生命的人，可以为大众作出怎么样的贡献。而且他记得非常清楚，几乎所有人都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谋杀。
“被告当时是否以侧面询问的方式，来征询有关此事的建议?而当时，你们建议他应该去谋杀?”欧内斯特爵士一脸震惊地大皱眉头。
“很遗憾，当时我们并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费瑞斯微笑着说，“否则，我们绝不会给出这样的建议。”
“但事实上，你们确实对他是如此建议的?”
“如果你真的那么认为的话，那就是了。”
“我确实这样认为。”
“那，”费瑞斯殷勤地说，“我就没办法反驳你了。”
“但你根本没想到被告真的会那么做?”
“我根本连想都没想过。”
“在知道他那么做了之后，你是否会惊讶于这个事实?”
费瑞斯想了想说：“也许不会吧。”
接着，欧内斯特爵士开始了第二个问题。
“你跟被告很熟吗?”
“非常熟悉，我想。”
“他曾在你手下的期刊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
“这几年来，他都是《伦敦评论》的定期撰稿人。而我担任他的编辑。”费瑞斯巧妙地抓住这个面对公众的机会，打了个小广告。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你不仅研读过他的作品，还观察过他的为人?”
“当然。”
接下来，欧内斯特爵士问出费瑞斯在工作之内和之外，都曾与陶德杭特先生有过多次的谈话。
“你与被告很熟识，你是否认为，被告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毫无疑问的。”
“你从未见过他有任何不正常病症的情况?”
“从没有，就大病来说。”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欧内斯特爵士带着些蔑视问道。
“我的意思是，他或多或少有些小毛病，比如单身汉的习惯病之类的。”
“毫无问题，这些小毛病，我们都有。但除了这些小毛病之外，你是否还留意到任何他看起来精神上不正常的行为?”
“陶德杭特一直是我见过的心智最为健全的人。”费瑞斯说着，礼貌地向被告席微微鞠躬致意。
“谢谢你。”欧内斯特爵士问完了问题，坐下了。
费瑞斯以一种乐于助人的态度，礼貌地转身面对贾米森先生的讯问。
“费瑞斯先生，”后者发问，“你是一名编辑吗?”
“我是。”
“那想必你肯定读过不少着作，不管是小说，还是纪实类的?”
“没错。”
“你读过各种各样的书，毫无疑问。举个例子吧，出于工作的需要，你是否阅读过一些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书?”
“非常多。”
“包括犯罪心理学?”
“是的。”
“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我可否认为，你阅读过这么多相关的着作，那么对于心理学包括犯罪心理学的现代原理，都非常精通呢?”
“我不是专家。”费瑞斯回答道。他的回答像个反问句一样，大家一听到就会立刻相信他是个专家，“但是这些知识用来对付我的工作是足够了。”
“而在你曾经读过的所有东西中，是否碰到过这样的案例：一个人说服自己要去做某件大事或重要的事，这件事也许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他会为此而全心全力地投入，但就在行动的节骨眼上，他紧张了，他的勇气退缩了，他最终临阵脱逃?”
“这是个普遍现象。”费瑞斯以一种专家的门吻评述道。
“这样的一个人，也会说服自己去杀掉某个他认为很讨厌的人。他很有可能去购买了一把左轮手枪，甚至在决心动手谋杀的时候也怀揣着这把枪。然而在最后时刻，他却紧张了，并拿着枪乱挥舞，威胁别人。有这种可能吗?”
“非常有可能。”
“你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吗?”
“哦，是有的。”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手枪凑巧走火，这有可能是因为持枪人对于火器并不熟悉所导致的。根据你的犯罪心理学知识，你是否还会认为这样是蓄意杀人呢?”
“不会。”
“谢谢你，费瑞斯先生，”贾米森先生说道，他仿佛得到了比自己预期还要满意的答案，“这非常有启发性。你曾对法官和陪审团说过，你认为被告是你见过的心智最为健全的人。这是依据你自己所掌握的心理学知识来判断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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