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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柴可夫斯基看来，梅克夫人断然终止了与他的交往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接受的，而梅克夫人的境况又是如何呢?是什么因素促使她做这种残酷的决定呢?也许事情由来已久。

1881年，梅克夫人在经济方面遇到过一次大麻烦。当时她被告知应偿还丈夫生前留下的一大笔债务，关于这笔债务梅克夫人过去完全不知道。通过变卖房产，经一番周旋之后，她总算熬过了那次危机。她曾把那次危机的情形如实告诉了柴可夫斯基，同时安慰他说，这丝毫不影响对他的资助，因为与她在危机中上百万的经济损失相比，给柴可夫斯基的那几千卢布对她来说简直微不足道。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是心甘情愿而又慷慨、主动的。就是在她刚刚度过危机以后，1881年10月，当她得知柴可夫斯基纯粹为了挣钱的目的为尤尔根松编写音乐出版物一事后，她给柴可夫斯基寄去了超过规定数额的钱，以便让柴可夫斯基能够从那些消耗他精力的、无意义的事情中摆脱出来。柴可夫斯基收到这些钱后写信对她说：“请不要忘记，由于四年来您的帮助，在物质条件方面我已达到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水平。我的钱不仅够用，而且很多，很多，这些钱大大超过了我的实际需要。”也许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声明，使梅克夫人后来作出停止资助的决定?

梅克夫人的经济境况进一步好转，她甚至后来在法国南部还买了别墅。然而，没有多久，又开始出现了不利的局面。政府对私有铁路的控制加上铁路部门管理人员的营私舞弊，使梅克夫人经常处在紧张状态。她的经济情况很难保持平衡。这一情况直接影响到她的身体健康。她的肺结核病越来越重了，右手也开始僵化，只能用左手推着才可以写字，所以她自己已不能亲手写信。1889—1890年，这一两年她又出现了很严重的神经系统的毛病，过去她的耳朵听力就差，现在几乎完全听不见了。

使梅克夫人感到最沉重的是她心爱的大儿子乌拉吉米尔久病不愈以后去世。母亲的良知使她感到深深的愧疚。她觉得这所有的不幸都是对她的惩罚。回顾自己的一生，梅克夫人觉得她只顾了自己，与柴可夫斯基的友谊几乎占去了她全部的时间和心力，对家和孩子却很少照顾。她对自己说：“这是我的罪，我应该赎罪。”她本是个无神论者，而现在她却全身心的投靠了宗教，她每天做长长的祈祷，她接受了宗教所规定的那些仪式。

80年代以后，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开始赢得国内外广泛的认可。音乐创作、指挥演出以及音乐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使柴可夫斯基总是很忙碌。这些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到他和梅克夫人之间的关係。他给梅克夫人的信不免带上写流水帐的色彩，他写得更多的是客观外界的事情，写他所参加的一些活动的情况，而少了像往日那样的内心剖白和思想情感的交流。敏感的梅克夫人逐渐感觉到在这些信中某种东西正在消失。她已经意识到，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柴可夫斯基，除了忙于作曲和指挥音乐会，他还有应接不暇的社交，他的生活圈子已大大扩展，而她在柴可夫斯基生活中的地位已不像过去那么重要。生活在孤独中的梅克夫人，永远需要一个专门陪伴她，甚至属于她的灵魂。她不愿意柴可夫斯基有半点勉强，她想让他轻鬆。梅克夫人以为他能平静地对待她的离去。至于钱，固然她的支持对柴可夫斯基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没有了她的帮助，不会对柴可夫斯基有太大的影响，他有足够的财力供自己开销。在梅克夫人的性格中不乏坚决、果断。她这样想了，她也这样做了。她希望柴可夫斯基能懂得她。

柴可夫斯基没有懂。他更多感受到的是伤害和委屈。人的心有时会脆弱得如薄纸一张，自尊心不仅可以为寻求理解设置障碍，更可以使曲解变成真理。失去了梅克夫人的友谊，柴可夫斯基陷入了难言的苦痛和绝望之中。

巧合的是，1891年8月，柴可夫斯基发现，梅克夫人赠送给他的那个镶有贞德像和阿婆罗女神像的表被窃。友情失落了，爱的信物也不翼而飞。

1893年，有一次柴可夫斯基知道梅克夫人的儿媳安娜·里沃夫娜(即柴可夫斯基的外甥女)要到国外去看望梅克夫人。柴可夫斯基约见了安娜。在莫斯科普列奇斯琴斯克林荫道上的梅克夫人的一所住宅的饮茶室里，柴可夫斯基和外甥女做了一次倾心谈话。柴可夫斯基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告诉了她，并让她转告梅克夫人。安娜知道了舅舅心底的悲哀，对他抱有深深的同情。

安娜·里沃夫娜来到梅克夫人的寓所，看望病中的婆母。

那是一个黄昏，梅克夫人躺卧在沙发上，安娜坐在她的身边，向婆母细细诉说了柴可夫斯基所感受的一切。梅克夫人的眼里闪着一种奇异的光芒。那时她的肺病已非常严重，她的喉咙已经失声，只能沙沙低语：“我知道，他不再需要我了，我也再给不了他什么了，我不愿意让我们的通信只对我一个人是快乐，而对他变成负担，我没有权利只要自己的快乐。如果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他还需要我，为什么他不再写信了呢?要知道他是做过这种许诺的。的确，我不再给他物质方面的帮助了，但这难道有什么意义吗?”

一切都结束了。通讯断绝，爱已远去，心各西东。曾经燃烧过的崇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