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打，凛然不屈走上刑场时，他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心痛欲裂，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立即投入了歌剧《奥尔良的少女》的写作。十个多星期里，无论在巴黎还是后来在克拉伦斯，这部歌剧的创作都占据着他。这一次他自己编写脚本，每天晚上编写台词，第二天为这些台词谱曲。他对自己所写的歌剧音乐很满意，但把席勒的戏改为音乐脚本却让他颇费功夫。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这一文学写作确实把我的生命缩短了几天。我说不出它有多么消耗我，也不知道为了抠出一两行，要吮过多少次笔头!我几次离开写字桌，因为找不到节奏和韵脚……”然而作曲家一直顽强地坚持着他的写作。他写得很快，他往往是这样的，当他着手一件巨大的诱人的作品时，总要加快地写，他形容说：“思想来得这样快，连我的脑袋都应接不暇……我想现在就完成它，这一分钟就完成它，钢笔一挥就把它写就!”他专心致力于写作，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很少去参加社交活动，他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书本和乐谱就是他的社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觉得自己是真正自由的，生活在自由之中他感到由衷的快乐。
在巴黎居住期间，柴可夫斯基应去拜访一些人，由于他的孤僻性格，他没有去拜访。屠格涅夫当时也住在巴黎。他曾多次对柴可夫斯基表示友好，尤其是在《叶甫根尼·奥涅金》在莫斯科上演成功的消息传来后，他更是对柴可夫斯基非常关注。圣一桑在莫斯科时也曾邀请过柴可夫斯基，希望柴可夫斯基来巴黎时一定去见他。柴可夫斯基没有去拜访他们。他知道自己缺乏社交本领，与别人接触时总是腼腆拘谨。他曾努力克服这个缺点，但总是不能成功。他觉得自己“缺乏一种和新交朋友谈话时所必须的那种虚伪”。只有当他独处时，才感到心地泰然。他只愿意和非常熟识的人交往，和“在他们面前能还原为自己的那些人接触”。他从来不喜欢去拜见什么人，不管他多么有名望。两年前他和伟大作家托尔斯泰之间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托尔斯泰对柴可夫斯基非常感兴趣，很喜欢他的音乐，愿意和他结识，但柴可夫斯基总是设法避开他。这一天，托尔斯泰来到音乐学院告诉鲁宾斯坦说一定要见到柴可夫斯基，不然他就不离开莫斯科。鲁宾斯坦安排了他俩的会见。见面时柴可夫斯基向托尔斯泰表示了敬意。他们的谈话并不很投机，柴可夫斯基出于礼貌支应着。托尔斯泰希望进一步和他交往，要和他谈音乐，后来又去看望过柴可夫斯基几次。柴可夫斯基并不觉得和托尔斯泰相处有什么趣味，反而觉得烦恼。他觉得“只有建立在共同的兴趣上的亲近才会令人愉快，否则，社会交往在我是难以忍受的……至于说到结交名人，通过经验我认识到，他们的作品——无论是音乐作品还是文学作品，都要比其本人迷人得多”。对托尔斯泰的作品柴可夫斯基就很喜欢，而且觉得他的一些作品很适合音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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