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体验过完满的爱的幸福，那么回答就是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在我的音乐里找到回答。如果问我是否懂得爱的力量，那么，我可以回答说：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地竭力在我的音乐中表现爱的喜悦。成功了没有?我不知道，或者应该说，我让别人去判断。你认为音乐不能充分表现爱的感情，我绝对不能同意你的这种意见。恰恰相反，只有音乐才具备这种力量。你说需要用语言。不是的，仅仅用语言是不够的。而当语言没有力量的时候，更雄辩的话语(音乐)就发挥出它的无比威力。音乐有独具的功能去表现爱。虽然诗人也有自己表现爱的方式，语言在诗的形式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话语，它们已经变成了音乐，最好的例证就是：当你细心的把诗当做说话而不当作音乐来诵读时，那些诗句就几乎没有意义。然而实际上它们不仅有意义，还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不仅在文字上，而是纯粹音乐上的。我很高兴你把器乐评价得这样高。你说歌词常常伤害了音乐，常常把音乐从不可量度的高度硬扯下来，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也常常深切地感到这一点，也许这就是我作器乐曲比作声乐曲效果更好的原因吧。
这些精深的谈话加深了梅克夫人对她心目中的乐圣的崇拜，也让她得以探知他的挚友的至诚的内心。
1877年底，柴可夫斯基在弟弟的陪同下从瑞士又去了义大利。他们到过米兰、佛罗伦斯和威尼斯。他在义大利休养时，接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发来的公函，派他作为俄国音乐代表去出席巴黎博览会，让他在巴黎居住和工作8个月，给他1600法郎月薪。这份工作是尼·鲁宾斯坦为他争取到的。柴可夫斯基写信给尼·鲁宾斯坦以身体不好，不能胜任为理由拒绝了这个工作。当时他的健康刚刚恢復，神经还很脆弱，经受不住外界的刺激。他一想到出席音乐会，要会见许多音乐家，还要去赴宴，他就感到很不安。若被这一系列的社交活动缠住，他将没有时间进行创作，而作曲却是他用来治疗疾病的手段。他觉得到国外来对自己说来最重要的就是安静和自由。从现在起他决心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给莫斯科朋友的信中柴可夫斯基说：“我的全部天性，我的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细胞都抗议我去就任这个代表职务。”同时，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他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有你和我的弟弟们才真正了解我。我的莫斯科朋友们因为我拒绝到巴黎的会上去做音乐代表，也在指责我。他们不了解，像李斯特、维瓦尔迪这些人的显赫名声是可以压倒我的。在这些名人面前，任何一个到巴黎去的外国音乐家都不会注意我。我在这些巨星中间，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儿。我的朋友，人家都说我谦虚，但我必须承认，我的谦虚只不过是一种深深隐藏着的傲气。在现时所有的音乐家当中，没有一个我是自愿在他面前低头的。然而天赋我这许多骄傲，却没有给我出售这些货物的本领。我简直害怕得有点不正常，也许这是因为过于骄傲的缘故。我不知道怎样主动地去扩大自己的声誉和名望，我宁愿等它自行到来。”“惟一对我好的是布罗夫，不幸的是他的病体使他实际上离开了艺术界，现在已经不能再做什么。儘管如此，靠了他，我还是在英美两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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