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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彼得·斯多利主教在温妮·曼德拉的听证会上尖锐指出的那样，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也可能成为自己最为痛恨的那种人。令人悲哀的是，他们常常变得像他们所反对的人那样残忍、堕落。受害者往往主观上接受了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定位，甚至开始认为自己大概就是其主子告诉他们的那种人。因而，他们也常常会认为值得为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念而奋斗。由于自我憎恨和自我蔑视作怪，受害者的内心形成极为负面的自我形象。这种形象侵蚀着自爱和自信，蚕食着他们的自我。这也是美国黑人相互残杀、自我毁灭的祸根。社会制度让人们充满自我仇恨，并使他们朝这个目标迈进。他们恨自己，并通过毁掉那些他们学会憎恨的类似这一自我的人而毁掉自己。

不公正，特别是种族不公的最为亵渎神灵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可以让上帝的孩子怀疑自己是不是上帝的孩子。南非成了受伤者之间的战场—他们或是身体遭受重创，或是心灵饱经摧残。或许那些声称自己没有受到肉体和精神伤害的人，才是真正需要怜悯的人。

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受到创伤的人民癒合伤痛。委员会的成员并非高人一等，并非向贫穷、不幸的受害者予以施舍。我们带着自身的负担而来。我们同样受到这一制度的影响，它为南非定了性，让她自我杀戮，向自己开战，让她成了世界的弃儿。所幸的是，这个世界没有看着我们胡来而袖手旁观，而是为我们祈祷、爱我们，为我们感到震惊、抵制我们、制裁我们，直到1994年4月21日出现举世瞩目的奇蹟时，又继续支持我们。

我不是太聪明。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我们一起步就迈错了脚，因为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上任命和推荐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白人。我们都急切地想儘早开展工作，于是我建议让我做主教时的私人助理和秘书，担任我在委员会的私人助理，因为他不仅了解我的脾气秉性，更重要的是他能读得懂我的手书。此外，我的前新闻秘书担任了新闻总监，因为我们需要和媒体儘快联络。伯莱恩博士也作出了类似的安排，让现任秘书担任他在委员会的秘书。这些任命几乎未经讨论就执行了。当我和伯莱恩博士建议由一个在人权案中崭露头角的年轻白人律师担任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时，却捅了马蜂窝。委员们虽不明说，但却明白无误地表明对究竟由谁执掌委员会深感忧虑。是由我运筹帷幄，还是仅仅充当伯莱恩的黑色门脸？他是个坚定的强硬派，“斗争”记录无懈可击，但却可能成为南非反种族隔离政治斗争中的仇恨对象，被认为是想利用委员会实现个人野心的白人自由派。事情何至如此，谁也说不出个究竟。但是，水已经给搅浑了，近两年之后，人们才开始认为我们实际上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抱有许多共同的忧虑。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经历了其他一些小差错。第一批工作人员上任后，我们很快就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西开普地区办事处任命的第一批人中，有一个是一位委员会成员的配偶。这种情况本身并非一个大问题，问题出在这位委员是面试小组的成员，而面试她的配偶时，她本应有先见之明，要么迴避，要么声明相关利害。地区办事处的大部分同事都对她的原则性毫不怀疑，对她参与面试没有什么异议，不担心她的判断力会因为裙带关係受到影响。但其他同事则不能苟同。正当我们举行东伦敦第一次听证会时，正当我们手头事情繁多的关头，这件事被揭露出来。这对夫妻的白人身份，更让事情雪上加霜。不过令人费解的是，面试小组还有其他成员，如果这个人真的不合格，他们势必会拒绝录用，但人们对此却视而不见。

于是，在本应全力以赴利用第一次听证会有效宣传委员会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得不一心二用。第一次听证的效果以及给媒体和公众留下的印象，对受害者是否愿意前来作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为这样的事分心，的确非常不合时宜。我还担心某些媒体无法抵制这类花边消息的诱惑，早就把委员会视为追杀阿非利卡人和非国大打击政敌的工具的人，更会对此热心。委员会中某些人和媒体打交道时非常幼稚，为自己出现在报章、电视上而自命不凡、洋洋得意，忘了应保守法律规定的秘密。

我们懊恼地发现，委员会漏得像个筛子。根据法令规定至少应在听证举行前保密的消息，不断被泄露公开，更增加了相互的不信任。我们不知道敏感的材料是否会不合时宜地泄露和公开。我得学会抛球游戏，在空中同时抛接几个球—担当起团队所有成员的领导职责；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特殊的、受到珍视的，并为委员会带来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向媒体提供他们应该得到的消息，防止得罪媒体，影响这个进程。

幸运的是，我有一个记者出身的出色的新闻总监，他备受媒体尊重。总体上，我也和报导委员会工作的媒体保持了很好的关係。很久之前我就决定，在我的公共生涯中，要儘量接近媒体。在斗争的艰难日子里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有限，需要媒体帮助，与种族隔离政府资金雄厚的宣传机器较量。我还决定，最好是采取直截了当、保持透明的策略，这样我有时不得不说“无可奉告”或“稍等片刻”时，记者们会信任我，知道我不是故意不吐露消息。我们也认识到，抢先把自己的消息发出去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