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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到底要说什么呢？我又希望她说什么呢？我心里正在一片混乱的时候，她却像藤缠树一样缠上来了，而且一上来就妖起来了，疯狂起来了。这似乎是她最疯狂的一次，我觉得她满脸满眼都隐隐地透着恨意，全身都透着恨意，她真像一棵青春年少的茁壮的藤，绞杀一棵枯树似的绞杀我。

我从不在店里露面。我在所有作品的右下角都写了两个小字：老疤。“老疤”是我给自己取的另一个名字，我用这个名字可以躲避一切人。

有一天，工商和文化稽查跑到店里来找麻烦，来了一拨人，说什么艺术家，全是黄画，是黄色污染。他们把店里的画都收走了。李晓梅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我听了一点也不慌，对李晓梅说：“别慌，这一套我懂。”我用两个信封装了两沓钱，一沓五千，交给李晓梅，叫她拿去分别送给他们的领导。我问李晓梅会不会送？李晓梅说这都不会？没那么蠢唦，背着人给他就是了。她当天就把钱送出去了，第二天上午，便租一辆小货车把画拉回来了。

她对我说：“钱还是灵的嘞。”我笑了笑，又用一个信封装了一万块钱，叫她到南城晚报去找金鱼眼江南生，把钱送给他，再请他到店里来看看。李晓梅说你送钱送出瘾来了吧？我叫她别管。我说：“你只送钱，不准送别的。”她耸起眉毛看着我，“你说我还会送什么唦？”我避开她的眼睛，犹豫了一会儿，说：“江南生那个人我知道，是个色鬼。”李晓梅还那样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扭头看我一眼，轻声说：“人家知道唦。”

李晓梅用一万块钱把江南生请到店里来了。江南生看了一会儿画，问李晓梅老疤是谁？李晓梅说老疤就是老疤唦。江南生点点头，不再问了，回去就写了几篇文章，分几天发在南城晚报上。江南生在文章中对南城出现了“艺术家”这样的画店表示惊喜，并从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角度，回顾了人体画的种种遭际以及相关的讨论，从而对老疤先生的艺术勇气给予了充分肯定；又从纯粹（天知道纯粹不纯粹）的艺术角度，对老疤先生的人体画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老疤先生的人体画是一朵艺术奇葩。南城晚报的号召力确实非同一般，江南生的文章一出来，到我店里来的人更多了，我的生意也更好了。

李晓梅说：“你很会做生意吔，你知道现在怎样吗？天天跟当集一样。”

但我没想到会把南城美术家协会的人给惊动了。我的本意是买一点舆论支持，免得什么人都来敲诈勒索，根本没有要买名声的意思。名声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用呢？可是美术家协会的人一来就说要见我，他们讚扬老疤先生的人体画具有相当艺术水准，说老疤先生的影响很大。我的影响是怎么出去的？不就是一万块钱吗？他们还热情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画展。我的伙计李晓梅用夹着浓重湘西口音的普通话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转告老疤先生。

一开始我很犹豫，担心他们看出来我画的是鸡，但想来想去还是接受了邀请。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使我的生意更好。我选了一幅画，取名《卧室》，叫一个伙计送去。画上的小姐身体条件很好，刚跟我做过那事，脸色潮红，目光慵倦，明显是一种亢奋过后的随意和懒散；身后是一张凌乱的床，床单的褶皱真实自然，有一隻手机搁在枕边，床前地上是女人脱下来的衣服，旁边是一隻线条简洁的椅子，椅子上有一个玻璃杯和一本翻开的杂誌，杂誌上躺一捲纸巾，纸巾的一头垂落在椅边上。整个画面呈现了一种极为生活化的意味深长的卧室氛围。

我没想到我的画居然获了一等奖，并且被选送参加大区分片巡展。报纸和电视都介绍了这幅画。晚报上有一篇文章，称我为“神秘的大画家”，说“如此大手笔，堪称鬼斧神工，老疤先生到底何许人也”？说我的画“轻鬆自然，亲切朴实，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大有深意，是在不经意间对以往人体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那种呆板的、像木偶一样的、靠摆模特儿摆出来的人体画，在老疤先生充满生活气息、生动感人的作品面前立即失去了意义，从美学上、视觉感受和内心共鸣上，统统失去了意义”。

我看了这篇文章。我觉得这又像是金鱼眼江南生的手笔。怎么这些人说起话来口气都差不多呢？无论说好说坏，都是这么肯定、绝对，牛皮哄哄霸气十足，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在大区分片巡展上《卧室》又获了奖。整个巡展期间，《卧室》所到之处好评如潮，说法都和江南生相似。这以后我便不断地接到各地画展的邀请函，只要有可能，我都儘量参加。我的名声越来越大，关于我的评价也在不断升级，除了“大画家”，还有人惊呼我是一位“横空出世的大师”，说我的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近乎完美的表现了现代东方女性的内在美质，更在于开创了一代新的、符合时代审美取向的画风”。他们还对我的脏兮兮的用色和变形夸张手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是赋予了人物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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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四十一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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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们怎么胡说八道，但对于我来说，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意外。我突然之间成了“大画家”，甚至还是“大师”，名满天下。这是我年轻时的梦想，居然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