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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冬像猪一样打鼾。我辗转反侧，整整一夜，我都在听他的猪一样的鼾声。

我们回到南城时是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在车上余冬很殷勤，一口一个徐哥，对他姐姐也是，姐呀姐的叫得很亲热。可是到了南城，一下车他就钻进人群里不见了。他一个人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余小惠到处看，说：“余冬呢？”她不知道余冬已经跟我说好了，不知道余冬把她扔给了我。我装模作样地说：“是呀，余冬呢？”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找不到就算了，你跟我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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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九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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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巳经没下雨了。车站上有很多的士在揽客，有人还伸手来扯我们，我拨开他们的手。我们走出了车站。我想我们往哪儿走呢？这么晚了到哪儿去给她租房子？想来想去，我还是给她找了一家小宾馆。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在床头柜上放了一点钱，叫她明天早上自己去吃早点。她垂着眼问我：“你要走？不在这儿住？”我点点头。她依然垂着眼，又说：“你不想……要我？”

她怎么说这种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怎么是我要不要她呢？这话她不该说的，起码不该这时候说。这件事早就过去了，还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呢？可我又不想拿话伤她，她都落到这一步了，恐怕脑子也不大好用了，我伤她干什么呢？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一次？你忘啦？”她说：“哪一次？说过什么？”我说：“上次，忘啦？我说我已经结婚了，你忘啦？”她嘟哝了一句，“怎么扯到结婚上头呢？”我不知道她什么意思，不扯这个扯什么？是不是余冬跟她说了什么？他们姐弟商量好了？我便不再说什么了，就那样枯坐着。坐了一会儿，我准备走了，她也站起来往外走。我问她去哪儿？她不理我，我追着她问，她走得很快，边走边说：“回家。”我说：“你不能回家。”她停下来，反问我，“我怎么不能回家？”

她把这句话一连说了三次，说第三次时眼睛里汪着泪水。

她执意要回家，我什么话也不好说。她出去了这么多年，现在她回来了，她想回家，我怎么能拦住她？我说：“好吧，我送你回家。”从宾馆里出来，我拦了一辆的士。我说：“你们家已不在老铁街住了，你知道在哪儿吗？”她点点头。这天晚上我一直折腾到深夜一点多。我把她送到她家楼下。我看着她上搂，听她叫开了门，听她哭着叫爸爸妈妈，听见她爸爸妈妈跟她一起哭。夜气很清凉。街灯也很清凉。他们的哭声像带了雨的风一样吹过来。我的眼睛忽然湿了。我对的士司机说：“走吧。”

第二天上午余冬跑来骂我。他恶狠狠地说：“姓徐的你不讲信用，你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刘昆领着几个保安按住他，要他向我赔礼，说不赔礼就扒他的皮。我对刘昆他们说：“算了，放开他。”刘昆说：“他骂了你呀。”我喝道：“放开他！”

广州之行花了两天三夜，去之前我没跟冯丽说，冯丽就不断地往我手机上打电话，问我到哪儿去了？去干什么？我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她又来了。她说：“你到广州去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说：“我工作上的事也要跟你汇报吗？”她说：“我是你老婆，说一说难道不应该吗？”她双手撑在后腰上，挺着肚子站在我面前。她才刚刚怀上，肚子还是平平的，但她却总有要挺着一个肚子的感觉。

这些日子我动不动就跑到歌厅里去转转。我喜欢听一个从青海过来的歌手唱歌。这个歌手的名字很怪，叫昏鸦。我问他为什么要叫昏鸦呢？他说：“我喜欢这种意象。”看起来他也是有文化的人，知道说“意象”。我说：“那为什么不叫枯藤或老树？”他说：“我是一个诗人，一个行吟诗人，我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所以我觉得昏鸦对我比较合适。”他不但在歌厅里唱，有时候还抱着吉他跑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里去唱。他要唱遍中国所有的城市。但他对南城很失望，说南城人根本欣赏不了他的歌。他说：“所有的城市都琐碎和平庸，而南城则是最琐碎最平庸的，南城人一天到晚鸡鸡鸭鸭的。”我问他这话怎么讲？他说：“忙着找碎谷子碎糠头呀。”我笑笑说：“那你为什么不走呢？”他说：“因为你允许我在你的歌厅里唱歌，还因为我缺钱，所以现在我必须在南城呆下来，等我攒够了钱，我就走了。”我说：“你这不也在找碎谷子碎糠头吗？”他一脸严肃地说：“这可不一样，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一边说话一边抓痒。湘西妹子李晓梅说他身上有虱子。李晓梅一边给我斟茶，一边对着我的耳朵说：“他长虱子了。”

他留着长长的头髮，比我当年的头髮还长，唱歌时他把皮筋捋下来，让头髮乱披着。他的脸很瘦很白，颧骨上泛着青色，脸和眼睛都显得很忧郁，也很脆弱，仿佛随时可能折断或破碎。他的歌都是他自己写的，自己作词自己谱曲。他说他从不唱别人写的歌。不过他的歌的确写得很好，他唱起歌来也的确像一隻昏鸦，喑哑、低沉、飘忽不定。他不像别的歌手那样满场张牙舞爪，而是站在那里，拨着吉他摇晃着纤瘦细长的身体，忧郁而安静地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