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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东平被送到了一附院，他命大，余冬只是在他肚子上扎了个洞，没伤到他的要害。那几天我动不动就往医院里跑，一开始他老婆不让我进病房，边骂边一掌一掌地把我往外搡。这女人真凶，陆东平还盼她偷人，谁敢偷她呢？陆东平说：“算了，让他进来吧。”这个像白土豆似的女人才肯让我进去，却一脚把床边的凳子踢翻了。我站在那里，问陆东平这事怎么办？公了还是私了？他说：“还能怎么办？公了，我肯定要告你们，事情完了还偷袭我，我会吃这种亏？”我说：“余冬是我拉来的，你要告就告我。”他说：“你放心，我怎样都不会放过你，不过余冬嘛我可以考虑，就看你怎么做了。”最后我跟他说好了，他放过余冬，我负责他的所有费用，并且再额外给他五千，作为对他的补偿。他威胁我说：“你要敢赖帐，我就连余冬一起告。”

为这事我一共花去了一万多块钱。我这些钱都是从洪广义那儿借来的。我去借钱时很不好意思，大家这么多年没见面，见面时我却是这般狼狈。洪广义倒是很热情，在他宽大敞亮的办公室里嗬嗬嗬地暴笑，脸都笑横了；边笑边在我肩上乱拍，又将巴掌变成拳头捶两下；叫那个我在联防办见过的长头髮瘦女人给我沏茶，又叫她去安排包厢。他越热情我越不好意思，我简直张不开口。我红着脸说：“不吃饭了，我来是有事的。”洪广义说：“什么事？你还真还我那点钱哪？”听他这么说，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吭吃了半天才说：“包子，钱是一定要还的，只是现在还没有，而且……”说到这儿我实不好意思往下说了。洪广义点点头说：“好了，别说了，越说越生份了，你看你红头胀脑的，筋都暴起来了，跟我开口有这么难？说吧，要多少？”

我很感激洪广义，他帮了我的大忙，却一句也不提我那些事。他真给我面子。我也没跟他说我借钱去干什么，只说以后一定还他。其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以后是什么时候？只有天知道。但洪广义笑着说：“过多久都行，有就还，没有就拉倒，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他差点把我的眼圈都说红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将来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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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八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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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判了一年半，还是在那家区法院，不过这回是刑事庭。我没有请律师，有了上回的经验，我知道律师只是个摆设。再说我还怕律师坏事，怕他的辩护激怒陆东平。从另一方面说，我巳是南城大名鼎鼎的流氓，单位上正在等我办停薪留职，我还在乎再背一个故意伤害的罪名吗？所以我相当平静。虽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有今天，但当现实摆在我面前时，我自己都为自己表现出来的平静感到吃惊。除了回答一些问话，我没有为自己作一句辩解。

南城的大小报纸又为我浪费了不少版面。作为一种新闻，我大约具有一种延续性，所以浪费一点版面还是值得的，起码当天的报纸要好卖一些。尤其是南城晚报，直接把最初那篇报导的标题变通一下，《不拿画笔拿刀子，画家原来会杀人》，－－基本上就是套用，但效果很好，据说当天卖得最好的报纸就是南城晚报。

在看守所度过的第一夜是个不眠之夜。我倚靠着最里边的一面墙壁坐着，听着别人此起彼伏的鼾声，一点睡意都没有。看守所的墙壁是天下最冷的墙壁，它的寒气就像一根枪刺一样，直入人的心臟。我的心都被它冷透了。这确实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监室里的空气温乎乎的，就像一泡刚撒不久的尿－－我的比喻是恰当的，进去过的人就知道，真是臊气熏天－－它的墙壁怎么会那么冷呢？它甚至还泛着一种滑溜溜的蓝调子的光，从高亭子那儿飘过来的光亮是朦朦胧胧的，雾一般的，它的这种暗蓝的、坚硬而光滑的反光是怎么回事？这里的墙壁自己会发光吗？一些年以后我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坐一卧的两个裸女，背景就是一面这样的墙壁。

我在看守所呆的时间很短，但印象很深。我的印象就是一面那样的墙壁，森冷森冷的，泛着滑溜溜的却是凹凸不平的光亮。

我服刑的地方是一个湖滨地区，叫长湖农场，离南城不远，不到一百公里。我在这片冲积平原上种棉花。这里的土地含沙量很高，属于沙质土壤，透水性强，特别适合种棉花。我去时正赶上摘棉桃，第二年才真正种了一季棉花，回来时已是第三年春天，地里的棉苗才刚长出两片嫩绿的叶子。

余冬来看过我一次。他其实没必要来的，可见他内心还是感到不安。他对我显然比过去温和了许多。但他没说什么，他跟我也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大概并不情愿来这儿看我。也许他还在想，那一刀究竟是他捅的，还是像我说的那样，是我借他的手捅的？所以他坐在那儿不时地瞟我一眼，把两个大拇指对顶着，哔哔剥剥地扳指甲盖。我问他，“你姐还没有消息？”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会儿，又缩回去了，盯着自己那两个忙碌的大拇指。涉及到他姐姐时他总是这样，抵触情绪很大，但最后还是作了一点妥协，在喉咙里咕哝着说：“没有。”他说这话的时候像他妈妈一样，下巴一扭一扭，看来也是十分的不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