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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是唠叨给我听的。我成了她的累赘。为了这点退休金她不知道写了多少申述材料。她把要回老房子的事放下来，一心一意地为自己申述。她不断地写，反覆地写，一遍又一遍地写。“……我辛辛苦苦为党的教育事业操劳，可是就在我即将转正的当口，却因为前夫的右派问题而搁置下来，并且从此再也无人过问……如今该平反的都平反了，该落实政策的都落实了，而我，一个受牵连的无辜者，一个全心全意任劳任怨的教育工作者，有谁来关心我呢？有谁来给我落实政策？……”她不停地上访，不停地找有关部门，日復一日，腿都跑细了，才争取到了这点可怜的退休金。而我这么大一个人，却天天觍着脸吃她这点退休金，我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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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九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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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长湖农场回来时是一颗青皮光头。我的长头髮在看守所时就被剪掉了。当我的头髮长到即将遮过耳廓时，王玉华便叫我去剃头。她说：“去剃一剃吧，别像以前那样，那么长的头髮。”见我呆坐着不动，又说，“头髮要吃血的，吃多了血人会发懵的，要不是你留那么长的头髮，怎么会懵成那样呢？”

为了让我去剃头，她最少唠叨了五次，说了一百多句话。到第六次她刚要唠叨时，我拔脚就往外走。她硬声硬气地叫住我，“回来，理髮店又不关门，跑那么快干什么？没钱人家会给你剃头？”她把几块钱放在桌上，说，“去吧。”

我看着桌子上的钱。我没法把手伸过去拿它。我就让它放在那儿。我决定不剃头了，无论王玉华怎么说，我就是不剃。我的头髮居然跟植物一样，在春夏时节长得特别快，还有络腮鬍子，它们迅速地遮蔽着我的头脸。

天气越来越闷热。雨季又来了。人们在扁担巷里用砖头垫起了一些石墩子，王玉华打着一把雨伞，小心翼翼地在石墩子上一跳一跳地走着。雨水在石墩子周围打出了一片灰色的水烟。王玉华的两隻脚在迷蒙的水烟中若隐若现。王玉华连着几天这么跳进跳出之后，跟我谈了一次话。是认认真真的谈话，不是唠叨。她说阳阳（她很少这样叫我），你要打起精神来，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真应该成个家了。

原来她冒雨跳着石墩子出去是要给我找老婆。她有她的想法。她认为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关键就在于没有一个老婆。她的这种想法来源于我那些粉红色的东西，来源于暖瓶痰盂和几个搪瓷盆子，以及那幅已经被她塞进了阁楼里的画。她说她看见这些东西时才醒悟过来，并且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失职，“这都怪我呀，”她很自责地说，“我被自己的事情搅昏了头，没想到要给你找个老婆。我怎么这么大意呢？男人没有老婆怎么行呢？该找老婆就要赶紧找，没有老婆，又做的是画画这种事，画些不穿衣服的女人，难怪要出这样的事。这就像屋檐水，点点滴滴都要落到阴沟里，要有阴沟让它流，没有阴沟它就只好到处乱流了。”

她的比喻形象生动又浅显明白，这才像个当过小学语文老师的人。听她的意思我简直是急疯了。我就是大雨时的屋檐水，因为找不到阴沟正在遍地横流；而她现在急于要做的，就是要为我开挖一条阴沟，好让我有个适当的去处。

可是老婆怎么是一条阴沟呢？我看着在门口像水帘子一样滑落的檐水，看着浸泡在水里的青砖和红砖，看着在青砖红砖上跳着的大大小小的脚。我心里空茫一片。疼痛像冷风一样在骨缝里吹着，我用力揉着肩胛，揉着揉着不由得笑了起来。大约因为阴沟的缘故，巷子里的水流得很慢，有人正躬看腰往石墩子上加砖块。

王玉华见我笑，便强调说：“笑什么？我说得有道理。”

我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同不同意她的道理。有一点她大概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她的比喻中暗含的污辱性。既是对我的，也是对我老婆的－－谁做我的老婆谁就是一条阴沟。当然阴沟不阴沟的我无所谓。我想到一个未知的女人已经成了一条阴沟，心里居然有一种恶毒的快感。

如果那个叫冯丽的女人知道王玉华将她比作一条阴沟，不知道她会怎么想？她比我大九个月零八天，前年（大约就是我到长湖农场去种棉花的时候）离的婚，有一个四岁半的儿子。我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冯丽是个带着拖油瓶的离婚女人，按我妈王玉华的说法，这叫乌鸦莫嫌猪头黑，是挺般配的一对。她的比喻落到我头上时总是这般令人难堪。就像鸟粪落在头上，不是屎而是喜，叫人哭笑不得。

儘管这样，也还不能说王玉华的比喻不恰当。在南城这是比较普遍的事，小孩子都当童谣唱，－－龙配龙凤配凤，虼蚤配臭虫；瞎子配拐子，劳改犯配小寡妇。冯丽既然离婚了，也就在小寡妇之列。但冯丽不是个一般的小寡妇，而是个有些资产的小寡妇，在南城大栅栏批发市场有两个店。王玉华说：“我不会随便给你找一个了事的，我拜託了好几个人，人家都跟我介绍了，我挑来挑去，还是挑中了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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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九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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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用了一个“挑”字，既显得对我很负责，又顾及了我的自尊心。这当然是她的聪明。但我想这里头恐怕还有她自己的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