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懂得鲁迅的，莫过于周作人;同样，深解周作人的，乃是同胞长兄。因为彼此太了解，又深谙对方之短，不相容，便十分自然。我一直认为，倘若不是羽太信子的存在，二周的分手，是迟早的事情。我们顺着两人文章的脉络梳理一下，便可知道二水分流的必然了。
周作人一向是反对压制个性的，他始终主张多样性，主张宽容，把自由当成社会发展的目标，这善良的主张多少有点乌托邦，像朝雾般朦胧好看。他实际上也是这样默默履行着自己的信念。这一信念的基础，来自于对当时中国现存秩序的绝望。但他的价值理想，是雕刻的花朵，看起来很好，实则无香味，总觉得像书斋的奇想，一到现实，便要碰壁。读他在西山养病时写的那组文章，便可感到幻灭的哀嘆。真正纯粹的宽容和个性主义，在一个专制的社会，是难以生存的。所以，最后走向自身，回到内心，闭门读书，便是这一价值理想的归宿。因此说，这种以静制动的生存方式，改良社会，甚难。周作人开的药，便没有实效。但这确是中国社会应达到的目标，虽然缥缈，可其文化方面的隐喻，便非三言两语可以引述出来。我觉得至少在人生境界上，他高于同代的许多人，可惜他生在忧患甚深的中国，在一个没有健全理性的世界里，他的思路，要么毁灭，要么隐退于冷寂中，出路是没有的。不管他的声音何等的优雅，在骨子里，还是脆弱的。
鲁迅是主张战斗的，有以恶报恶的独行精神。这恰好与二弟形成反差。就其思想的出发点而言，他们均基于一种人道的和个性的立场上。读“五四”前后兄弟两人的文字，思想大致是相同的。问题是，在通往改造国民性之路的走法上，两人相差太大。鲁迅是反对任何的妥协和宽容的，至少在对恶势力的态度上，他的手段与尼采乃至俄苏文化精神多有相近的一面。这里有文化背景的因素，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认知的差异。鲁迅内心有着太多的痛苦，他知道以温情的方式对待苦难乃是笑谈。所以当周作人大谈宽恕和“新村理想”时，他并不以此为然。他何尝不懂得宽容与不偏不倚的好处?但他却深切地感到，除了反抗与吶喊，消沉地退到书斋，是自欺的骗术。他宁可走一条自毁的险路，在呼号中体现生命的价值，但也不愿恬静地躲在书房中，以麻木与自娱来消磨时光。这一选择，常人是做不到的，至少像我们这些读书人，就难以有这种决然的态度。那种自虐般的心灵角斗，不仅古中国历史上少有，即是当代文人中，也很鲜见。鲁迅是奇人，他视角里的世界，布满了黑暗与绝望。他很少理想主义地向你预约什么，承诺什么。他仿佛一个茫然而自信的过客，在深山大泽中不息地穿行，不知道去哪里，然而只有走，断然地拒绝了一切停息的诱惑。这种看似病态、而实则充满了片面的深刻的人生选择，它本身所折射出的生存隐喻，是十分深厚的。这仿佛卡夫卡、加缪般的具有形而上的寓意。我们在这颗绝望的灵魂里，体味的不仅是人生的，更主要是哲学的预言。人类遇到苦难之后，任何人，都难以逃离这一预言，虽然人们对苦难的领略有深浅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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