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厚的胡博士》诸文，呼应了鲁迅的斗争。当胡适出面，劝人们对章士钊讲一点宽厚时，周作人便指出：“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欤?”[17]这简直可以说是鲁迅的口吻，与周作人平日的忠厚、平淡之态多有不同。这时的周作人，有他真性情的一面，可爱的一面。他对章士钊的果决的态度，与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这自由主义的视野里，一切卫道者的行径，都作为非人道的异物而受到了批判。也可以说，“女师大风潮”一役，是周作人一生中较风光的事情。作为一个思想者，他做到了“道德的事功化”这一命题。
但周作人毕竟是与“绅士鬼”有不解之缘的柔弱文人。像鲁迅那样的追穷寇的气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大难。章士钊溃败后，他谈起了“费厄泼赖”一词，讲起公正、平和之意来。此观点后来被林语堂所发挥，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18]林语堂的思路，与周作人庶几近之。中国个性主义文人，往往以善意待人，其出发点，是建立在健全的人道观基础上的。周作人、林语堂所讲“费厄泼赖”精神，确为中国专制土壤中最缺少的人生态度。但此法运用于专制者身上，便显得乌托邦，鲁迅很快就发现了“费厄泼赖”意识潜在的危机，便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论点。鲁迅是不主张宽恕对手的，对恶人尤其不能以善意待之。周作人开始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19]鲁迅是反对此种态度的，他虽未点周作人的名，但从“痛打落水狗”的呼喊中，可看出他韧的毅力和毫不妥协的一面。后来，周作人也接受了鲁迅的观点，他在《大虫不死》一文中，隐去了“费厄泼赖”的话语，俨然又有一种鲁迅的印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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