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殭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一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此文刚一发表，便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攻击者颇多。一些人纷纷写信给鲁迅与孙伏园，对此事殊不理解。周作人也应孙伏园之约写了关于“青年必读书”的“答卷”。他向青年开列了十部必读书：1.《诗经》，2.《史记》，3.《西游记》，4.汉译《旧约》(文学部分)，5.严译《社会通诠》，6.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7.凯本德《爱的成年》，8.色耳凡德思《吉诃德先生》，9.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10.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13]中国古书只有三部，其余均外国书，与鲁迅的思路，多有相近的地方，态度的温和，也流入笔端。鲁迅在此问题上“极端”的态度，周作人是清楚的，他知道这是故意说说而已，实则对读古书另有看法。事隔几个月后，他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也是对鲁迅观点的一种註解：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做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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