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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恶语，在《阿Q旧帐》、《志摩纪念》、《半农纪念》、《苦竹杂记·后记》等文中，均有所流露。在周作人看来，老人就应像老人的样子，不可轻薄做些越轨之事。他认为鲁迅之加入“左联”，翻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着作，实在是不安本分、投机的缘故。周作人此间的态度，不免孔孟儒学的遗风，或带有生物本能的慾念分析也未可知。总之不是思想上的解析，而多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揣摩，可谓恶毒不浅的。曹聚仁说这是周作人的损失，我以为是确实的。其二，周作人对鲁迅的攻击，还集中在要不要文化自由主义的问题上。在周作人看来，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定于一尊，左翼文化固然有反抗压迫的一面，但那种原则便有独尊的一面，八股的一面。1935年，他在《关于命运》一文中，以宿命口气云：“我说现今很像明末，虽然有些热心的文人学士听了要不高兴，其实是无可讳言的。”又说：“我们现在且说写文章的。代圣贤立言，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是八股时文的特色，现今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的?功令以时文取士，岂非即文艺政策之一面，而又一面即是文章报国乎?读经是中国固有的老嗜好，却也并不写新人不相容，不读这一经也该读别一经的。近来听说有单骂人家读《庄子》、《文选》的(鲁迅曾与施蛰存围绕《庄子》、《文选》问题展开过笔战，批评过施蛰存在《庄子》、《文选》上的态度。——引者注)，这必有甚深奥义，假如不是对人非对事。”[5]随后他在《谈韩退之与桐城派》、《科学小品》、《关于焚书坑儒》、《遵命文学》等文中，大骂载道派的理论，对“党八股”、“文艺政策”多有微词。我觉得这是有影射鲁迅的地方。1936年，周作人所作《遵命文学》一文，直接把矛头指向鲁迅和左翼作家：

对青年的朋友谈八股文试帖诗，恐怕难免有点隔膜吧，那么，我们也就不妨来改谈“宣传”。我平常对于宣传不大有什么敬意，因为我不相信广告。其实店铺里倒是有些货色的，广告不过把次货说得很好，宣传往往是将无作有。仔细想起来，宣传与广告并不是一路，广告似乎写情书，宣传乃是做八股。科举停了三十多年了，看近年许多宣传，自标语以至论文，几乎无一不是好制艺，真令人怀疑难道习得性真能隔世遗传的么?表面上就只缺少一个“赋得”的题目，实际上自然还是有的，例如赋得拥护，赋得打倒，赋得纪念之类，短的标语即是破题，长的论文则满篇矣。或拥护或打倒，俨然“汉高祖斩丁公论”式也，“若是乎从者之廋也”体的文章宜于嘲骂论敌，若发挥意见时又可以用“池水夜观深”的魔语矣。

宣传在别国情形如何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差不多同化于八股文而成为新牌的遵命文学，有如麻醉剂之同化于春药。本来遵命文学做做亦何妨，旁人亦不必反对，只要他没有多大害处。然而不然，遵命文学害处之在己者是做惯了之后头脑就麻痹了，再不会想自己的意思，写自己的文章。害处之在人者是压迫异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自由表现。无古今新旧，遵命之害一也，科举的文诗为害已久，今岂可使其復兴。凡写文章须先自反省，此是一种八股否乎，然后再下笔，此弊庶几可免。但亦曰庶几耳，若要全去，恐非好好教养五百年不可，其时就是黄河也当清一次了。[6]

我们知道，周作人自和鲁迅分手后，除了对中国古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妇女问题、反专制问题、儿童教育等问题两人有相同点外，衝突的最大一点，乃是信仰与多疑的问题。鲁迅参与社会运动，译介俄苏文艺，校正自我的思路，有摆脱“鬼气”而趋于人生奋斗信念之一面，而周作人则悲观地认为革命不过各党之间易位之争，历史不过在循环过去而已。因而，对他来说，反社会运动，反正宗，反党八股，倡明非正统的性灵小品、自由主义，比什么都重要。鲁迅以斗士风采入世，周作人以学人之姿隐世，这一明一暗，一现一隐，可看出两人思路截然不同之处。入世，则要吶喊，要厮杀，要战叫;遁世，便自娱，平和，与世无争。所以，周作人把性灵小品看成精神的栖身之所，而把鲁迅的有些作品，看成骂人的文章。可以看出，鲁迅时常有“行”的一面，周作人则有“疑”的一面。实际上，鲁迅的“行”是夹杂着“疑”的因素的，不过自己不爱消沉而已;而周作人的“疑”也有“信”的成分，但其所“信”乃自由多样化而已。他们思想的分歧，在人生态度的基本点上，就是不同的。所以，周作人向鲁迅发难，从理论上讲，有其充足根由，不仅仅是发泄私愤。

周作人写了那么多挖苦鲁迅的文字，有的近于辱骂了，如《“破脚骨”》、《论骂人文章》等，我们读了，不禁对他世界中“怨”的一面深表惋惜。《“破脚骨”》借骂无赖而影射鲁迅，“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户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此文写于与鲁迅分手后不久，明眼人一看便明了的。而《论骂人文章》写于鲁迅逝世后一个多月，虽矛盾主要对左翼作家，但我总有鞭尸之感，这样的文章，实在有失身份。受辱的是鲁迅，损伤最大的，却是周作人自己。当他晚年孜孜不倦地写鲁迅研究史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