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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太苦、太乏味了。朱安的心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枯萎了。她的情感方式，她的认识事物的角度，依然停留在乡土世界之中。世界对她来说是凝固的，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永恆。命运既然把她许配给周家，她没有理由抱怨这里的一切。西三条内的花开花落，岁月流逝，对她并不具有新奇的感觉。外面的世界不属于她，她仅仅属于逝去的日子，属于这个小小的四合院内的一切。

鲁迅1926年与许广平南下，永远离开北京城时，她没有表露出反抗的意思。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周家生儿育女，是最大的罪过。她甚至希望鲁迅早一点“纳妾”，为周家延续后代。后来，当她得知海婴诞生后，十分高兴。俞芳在回忆录中说道：“现在有了海婴，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她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罪名，现在得到赫然赦免，怎不高兴呢!另外她还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3]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折射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残酷性。无爱的婚姻是几千年腐朽文化所结的苦果，鲁迅深深地尝到了这一苦果的滋味。在早期的文集《坟》与《热风》里，他不止一次地控诉了旧的生活方式与旧的道德方式的非人道性。鲁迅深深地意识到儒教文化对人的生活的窒息是何等的严酷。他几乎是用带血的笔墨，愤怒地抗议着旧的理念世界扼杀生命的罪过。鲁迅认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讚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坟·灯下漫笔》)。在谈到对道德的看法时，鲁迅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通，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坟·我之节烈观》)在鲁迅看来，旧的道德是以长者为本位，这无疑是对幼者、对青年的摧残。因而，青年人无爱的婚姻生活，正是这种非道德的道德法则的产物。他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深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无爱的困苦：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的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帐勾消的时候。

旧帐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4]

这是痛苦的低吟，是觉醒中的咏嘆，在这里，难道不可以听见来自鲁迅心底最压抑的、真诚的声音么?

鲁迅在小说《伤逝》中，也曾哀伤地写出不幸的爱情对人的自我情感的衝击。这是他唯一的一篇爱情内容的小说。在作品中，他以精湛的笔法、悲怆的韵致，勾勒出“五四”青年寻找爱情的心灵的骚动。鲁迅对爱的幸福感的描绘，远不如对失落感的渲染。在爱情的世界里，他的确没有寻找到青春的欢愉。躯体内的青春一日日地逝去了，理想对他都成了幻影，他无法体味到青年人的爱的狂欢。留给他的，大多还是苦涩与不幸。因而，《伤逝》的悲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是融进了作者来自内心的体验。那种绝望的晦气和充满幻灭的心境，犹如一片浓浓的云雾，瀰漫在小说的世界里。鲁迅看到了一个空虚的存在，一切希望、爱、欢欣，都在难以摆脱的厄运中消失了。鲁迅嘆道：“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5]在这字里行间，寄寓着鲁迅婚恋悲剧的哀歌。它既是对命运的抗议，又是对人生价值的反诘。它给人带来的，的确是撼动心灵的力量和闪烁智慧的启示。

常常地，在鲁迅那里，我可以读出常人少有的悲慨的东西。就像吞一隻苦涩的果一样，那里微微地散出各式各样复杂的味道。鲁迅对人的震撼，不是来自于巴金式的情感的宣洩，不是郁达夫式的浪漫的感伤。在鲁迅那里，可以感受到一个类似于受难的“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