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页

[17] 《知堂回想录》，22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909年4月，周作人已打算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了。这一月的一天，周氏兄弟的好友许寿裳，也准备归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觉得，在日本再待下去，费用已成问题，便对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其实，鲁迅本想在日本再从事一段研究工作，但为了弟弟和家庭，只好放弃了这一想法。

羽太信子比周作人小两岁，她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身下还有弟弟、妹妹三人。羽太信子那时是一个“供应饭食的人”，与周作人渐有感情，遂生爱意。已经结婚多年的鲁迅，对弟弟的亲事似乎无反对的意见。他在二弟结婚两个月后，返回祖国，这颇合中国人的道德之情。作为兄长，为弟弟的生活创造条件，对鲁迅来说，是应尽的义务。但因为羽太信子家庭较苦，弟妹尚小，鲁迅的经济压力很大。他回到故土，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化学教员，每月要给周作人寄钱，由于周作人那时雇着保姆，生活需求自然增大。“寄给周作人的钱，主要也是变卖家产而来的”。[1]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两年，鲁迅便催促二弟归国，大约在1911年5月，周作人也结束了留学生活，携家人返乡。

周作人本不想立即返回家乡的，他还有读法文的愿望。要不是鲁迅亲自去日本把他接回，恐怕还要学更多的东西吧。在哥哥面前，反抗是不行的，鲁迅对弟弟自有他的威严。一方面得到哥哥的爱，另一方面又受到某种规范，周作人隐隐感到了鲁迅对他的压力。但这压力并不像后来那样大。至少在回国前后，他对哥哥大致是唯命是听的。

留学生活的结束，对兄弟两人来说，是生命的新的转折点。从异邦回到祖国，面临的首先是生计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20世纪初，读书人的出路，在国内大多只是教书，周氏兄弟一开始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在我看来，这多少有点无奈。故乡毕竟不是东京，年轻人的美梦一旦遇到现实，便不可避免地有点失落。这种情绪，周作人曾流露过，读他的日记，便可看出一二来。鲁迅的感受想必也是复杂的。看他在故乡教书时搜集野史的劲头，我总觉得是寂寞时光的产物。这与他在日本译书时的状况比，显然有了变化。他刚到30岁，但心境却有老成的一面了。寂寞像长长的蛇，紧紧地绕着他们，使兄弟俩长久地徘徊于新的选择面前。

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终于使封建帝国崩溃了。事态发展十分迅速，绍兴不久就光復了。推翻帝制，是中国千年历史中最大的事情，晚清几代文人的思想启蒙，终于奏效，中国文人的憧憬开始得到了实现。周作人那时刚回国不久，未能亲自参与革命活动，倒是鲁迅捲入了其中。革命是快慰之事，鲁迅一生中还很少那样地投入过。三弟周建人在回忆文章里，曾记载了鲁迅响应辛亥革命的经过，读后便想像出鲁夫子当年热血沸腾的样子。周建人记叙鲁迅组织游行、印发传单、鼓舞民心等事，很是形象。例如他率领武装演说队安定民心，号召众人起来革命等，和他的性格是吻合的。绍兴的光復，鲁迅立了汗马功劳，那一段体验，后来写进了他的小说里。这轰轰烈烈的一幕，周作人没有赶上，他闭户不出，对天下事只是旁观着，并不过于热心。或许是刚归国之故，周作人的心境尚未完全调整过来，虽然他那么欣赏哥哥当年的举措。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民风与社会习俗依然如故。鲁迅不久便看到了这一事实。王金髮、秋瑾事件对他的教训，可以说是深刻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帝国，在根本上改变世风，谈何容易!周氏兄弟其实早就悟出了其中悲剧的一面。换汤不换药的社会更迭，使中国依然沿着老路慢慢爬行着。鲁迅预感到了更为严酷的现实。

那时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周氏兄弟在辛亥革命后，为《越铎日报》写了许多文章。《越铎日报》创刊于1912年1月3日，是一些年轻学生所办。此报得到鲁迅大力支持。在《〈越铎〉出世辞》中，鲁迅写道：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復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乐安谧而远武术，鸷夷乘之，爰忽颠陨，全发之士，系踵蹈渊，而黄神啸吟，民不再振。辫髮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之旧疆者盖二百余年矣。已而思士笃生，上通帝旨，转轮之说，弥沦大区，国士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復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越人于是得三大自由，以更生于越，索虏则负无量罪恶，以底于亡。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善讚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宙合矣。顾专制久长，鼎镬为政，以聚敛穷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讥平，瘠弱槁枯，为日滋永，桎梏顿解，卷挛尚多，民声寂寥，群志幽■，岂以为匹夫无与于天下，尚如戴朔北之虏也。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前此罪恶，既咸以归索虏，索虏不克负荷，俱以陨落矣。继自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