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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绝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着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着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了。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当两国的交情很坏的时候，我们的论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倖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8]

我从这悲凉的语气中，感受到了这颗灵魂的伟大。用别国的火，来煮自己的肉，使国人不再盲目地囚于历史的牢笼中，这是怎样的悲壮之举!这种心中裹着一团火的殉道感，在20世纪的文人中，是典型的代表吧?你读一读他的文章，从来没有悠然的自娱，永远是一种紧张，是对国人心灵的诘难，这种近于自虐又残酷地审视他人的目光，使我们常常获得一种猛醒的快慰。而在周作人那儿，是很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

但这并不是说周作人过于绅士，过于儒雅，他其实何尝不理解其兄的苦境?在对域外文化的译介中，周作人对鲁迅的了解，大约比同代的许多人都更要清楚。但他的性格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会像其兄那样具有强烈的参与感和承担感，像鲁迅似的在血与火之中承受苦难，且自愿在黑暗中战叫。鲁迅之于周作人，是可理解之，同情之，却难以学之。周作人在理性的层面上倾向于鲁迅的某些格调，但在情感达成方式上，不会也不可能做到自虐和自嘲。周作人似乎过于冷静，他的不动声色甚至使我对其内心的平和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何以有着这样的超然?当面对诸多域外思潮和国内无边的苦海时，他的教授式的不动声色与娓娓而谈，确实表明了他文化观上的一种成熟。读周作人的译着和翻译介绍文章，总忘不了他那种温文尔雅的神姿，他似乎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告诉学生，这儿好，那儿对;不要这样，应该那样，等等。这种个性，在他那儿是有一个过程的。诚如他所说，在译介域外文化上，开始受林纾影响，后听章太炎的讲论，又发生了变化。面对诸多学术思想和外来文化，他喜欢得多，择其优点而用之。但思路因此变杂，便生出诸多烦恼。《山中杂信》云：“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这困苦在青年时代如斯，晚年恐亦有其因素，不过后来稍淡而已。儘管是矛盾的心情对待外来文化，但希望用它们来改造中国人的气质，与鲁迅是相近的。所以他说：“凡有各国的思想在中国都应该介绍研究，与希伯来对立的希腊思想，与中国关係极深的印度思想等，尤为重要：现在因为有圣书译本的一层关係，所以我先将他提出来讲，希望引起研究的兴味，并不是因为看轻别种的思想。中国旧思想的弊病，在于有一个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发展;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9]这样的语气是温和的，与鲁迅比，在态度上至少是不带更强的色彩的。他的清醒和内省，严格说，与鲁迅比是不差上下的。

周作人对中国文化落后一面的认识，也异常的准确。但他对文化上的怨恨主义，却抱有一种警觉，不愿意以暴力的话语直面生活。在分析中国与俄国文化的时候，他嘆道：“中国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艺上只引起两种影响，一是赏玩，一是怨恨。喜欢表现残酷的情景那种病理的倾向，在被迫害的国如俄国波兰的文学中，原来也是常有的事;但中国的多是一种玩世(Cynical)态度，这是民族衰老，习于苦痛的征候。怨恨本不能绝对的说是不好，但概括的怨恨实在与文学的根本有衝突的地方。”[10]周作人在这里一方面看到了中国文学或文化的某种癥结，又表明了他的一种价值择取态度。否认怨恨，就精神基调上来讲，是现代人文精神可贵的东西，周作人可以说很早就领略了其中的要义。但倘若遇到黑暗的压迫，难道不反抗么?这是一个矛盾，他没有很好地处理好这一点，逃避仇视与苦难，其实往往招致更多的苦难。我想，至少在一点上，鲁迅高于弟弟。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环境里，绝对的超然，岂不是儿童的幻想?鲁迅时时提醒人们，不忘身边的恶势力，且一直注意译介抗恶的文学，便是生活的需要所致。周作人也译过一些抗恶的作品，但他更多还是注意纯粹精神价值的东西，这对他而言，是一种理性的愉悦。我觉得，这种愉悦感，在未来自由发达的世界里，或许会更受人喜爱，周作人超前的价值态度，实际上在当代已引起了人们不少的兴趣。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