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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他所说，自己在日本，一呆就是6个年头，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他是把东京当成自己第二个故乡的。这6年的生活，对他一生影响重大，其收穫已在日后的文学活动中显示出来。应当说，那6年他所读的书，甚至比鲁迅还要广泛。他不仅学习了日本语、希腊语，甚至还涉猎了俄语和梵文。加之先前学过英文，他的知识视野，是异常开阔的，而兴趣也在那时变得多样化起来。那是安逸、快乐的6年，他渐渐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一个心性温和、中庸、学者型的心境，便在那时悄然形成。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理解，不是像鲁迅那样，出于一种生命本体的需求和民族感的需要。他与日本的男男女女的结识和交往，大多止于一种礼仪上的，不似鲁迅那种精神深层的拷问。看周作人后来写自己的留学生活，总不及鲁迅那么忧愤，而更多的是恬淡自如、和风细雨的快意。异国的一切，在他那儿成了一幅幅优雅的山林图。周作人似乎就坐于木板房前，品茶读书，书香暗来，有不尽的爱意从中涌出。他似乎没给后人留下什么痛苦的东西，回忆成了一种自娱，在那温和的谈吐中，他把文化交汇过程的审美快慰，淋漓尽致地勾勒出来。

这种自娱，鲁迅是很少表现过的。他与生俱来地带有神经质的东西，对外界不和谐的杂音，十分敏感。倘若把周作人放到当年鲁迅在仙台读书的环境里，即使遇上同样的事件，他的反应，恐不会有兄长那么强烈吧?他本能地具有着钝化痛感的能力，精力与兴奋点，均留在书趣之中。外面的风雨也只是仰头遥望而已，不会像哥哥那样赴汤蹈火。兄弟间的不同，在留学期间，便这样分明，这就多少决定了他们后来各自不同的道路。

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这是确实的。

自从兄弟二人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渐渐出现了新的内容。周作人除了读书学习外，更主要是听命于哥哥，或说受鲁迅思路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此前他们都译过国外的作品，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并不系统。那多是受了林纾的影响，文字也古奥。到了1907年左右，周氏兄弟萌发了编辑杂誌的欲望。按周作人的解释，办杂誌以倡导文学，是受了梁启超《新小说》杂誌的影响，一时似乎找到了中国人精神自救的路。梁启超那时名气很大，他于1903年创办的《新小说》，多载有爱国兴邦的章回小说，还带有域外翻译作品，风靡一时，尤其对青年人感召力很强。梁启超曾着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係》，倡导以小说寓教，感染世风，使国人从昏暗中自省。应当说，把社会启蒙从空洞的叫喊落于实地，且又和中国读书人的喜阅小说杂记一类联在一起，对周氏兄弟是有吸引力的。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通过文艺转移性情，改造世界，是个重要途径。鲁迅弃医从文，虽有上面谈到的原因，但我想，艺术与哲学对他的引力，或许更大。文学事业一下子把他吸引过去，其中心里多年养成的爱好也是起到潜在作用的。一般青年爱好写作，钻研于写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要主办一个杂誌，就非有气魄不行了。这也可以想见，青年鲁迅的信心是很足的。但现实的情况却不太妙，办一份杂誌，对于穷学生而言，谈何容易!这份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周作人写道：

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鲁迅当初对于袁文薮期望很大，大概彼此很是谈得来，我却不曾看到过。因为他从日本转往英国留学，等得我到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往英国去了。可是袁文薮离开日本以后，就一直杳无消息，本来他答应到英国后就写文章寄去，结果不但没有文章，连通信都不曾有过一封。这是《新生》运动最不利的事情，在没有摆出阵势之前，就折了一员大将，不，这还是顶得力的一员大将哩。可是《新生》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是默不作声的筹备着。在这以前，朋友中间还有时谈起，所以有人便开玩笑，说这是新进学的生员，但自从袁文薮脱走以后，这个问题便冷落起来了，至少对外是如此;剩下的我们三个人却仍旧是那么积极，总之是一点都没有感到沮丧。[12]

这不能算什么打击，此后两人把精力都转移到翻译上去，成就便显示出来了。

说起翻译，在周氏兄弟一生中，一直占着很大比例，所耗精力亦多，差不多都用了自己大半生的时光。坦率说，翻译是件苦役，远比创作影响弱小。但两人偏偏对译介发生兴趣，且忠贞不渝，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可以说，二周的文学活动，始于创作，从译介外国作品过程中，启发自我，开导世人，在他们看来，是双收穫。那时的中国，第一要务乃精神启蒙，启蒙的工具，只能来自异邦。但为什么不先选择哲学、社会学书籍为译介对象，而恰恰是小说呢?想起来，还是文学救国、精神救国的意识使然吧?鲁迅与周作人的译介工作，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目的性，所选择的作家，大多为弱小的落后民族，很少趋时文人的或大作家的作品。这种价值选择的尺度，可见出他们那时的心态，大约是希望从相同命运的被压迫民族的苦境中，找到一种文化的互证。这是很不轻鬆的工作，两人译得很苦，周作人有时倦怠偷懒，便遭致兄长的训斥，不敢有鬆懈之心。周作人是喜爱有情调的艺术作品的，但鲁迅却很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