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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孚公清癯孤介，好讽刺，喜批评，人有不当其意者，辄痛加批评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纯出之于己见。烦碎罗嗦，呶呶不休，人多厌而避之。偶值邂逅，则遮道要，执以倾之，愿不愿听不问焉。多有不待其词毕託故引去。这亦只有辈分和他相併的才可以这样做，若系小辈只好洗耳恭听，非至其词罄不可。以此多招怨尤，背地对他独多不满诽词。其实他的性质如是，儘管对某一人或某一事一再反覆地批评个不了，实质上倒没含有什么毒性。只不过与人以不快，结果还是他自己吃亏。转而遭到人们在有机可乘时予以反击的不良后果。

周介孚的威严与功名心也多有联繫。他也希望鲁迅、周作人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并鼓励家人，先读史书，再读些《西游记》之类的作品。至于读诗，则规定：“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这是较通晓诗文者的见解，在启蒙教育上，不无道理。鲁迅与周作人后来的喜读诗文，与这位祖父的家训多少有些联繫。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此事时，对这位威严的祖父，怀有极深的印象。

他们的父亲周伯宜，与祖父比起来，是个多厄运的读书人。父亲本名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生于1861年1月，曾多次参加科考，结果只捐了秀才。但他是个开明的人，对孩子较为通达。虽脾气有时暴躁，为人还是很好的。周作人曾回忆道：父亲“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读这些资料，我总觉得，父亲比祖父要窝囊一些。他因考场失利，又多病，也就自然对儿子寄以更大的希望。鲁迅在《五猖会》中，曾记载父亲强逼自己读《鉴略》的情形，便可以看出他对子女教育的严格。那时虽是清末，外来思想已渐入中土，但文人世家，还是希望后代走科举之路，以成大业。鲁迅兄弟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的。

他们生活的社会风俗环境，是颇有特点的，也是两人童年记忆里，最弥足珍贵、最诱人的一隅。绍兴这地方，历史悠久，文化沿革所留下的旧迹很多。且不说传说中的大禹，以及后来影响中国文化的王羲之、陆游等文化名人，单是乡间的目连戏、社戏，以及各种节日的礼仪、习俗，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周作人在《立春以前》中说道：“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这运气的原由，主要是从民俗风情中，体味到了汉民族淳朴的民风，那些恬淡的、神秘而高古的乡间戏曲、街市小调，是怎样的令人神往!鲁迅在社戏中描写迷人的乡情，简直像童话一般瀰漫着生命之趣，而写百草园的情致，更妙趣横生。这种感觉，给周氏兄弟带来的快意是长久的。鲁迅在《社戏》中这样描写他的感受：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飘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1]

许多年后，周作人在回忆迎神赛会时，这样写道：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行，四周有多人拉縴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儘是黄色，……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份，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则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抱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 真……[2]

不管两人对民间戏曲的价值判断怎样不同，理解的内容怎样有差异，但对乡间文化的留意和喜爱，是显而易见的。

最典型的是对他们的娱园的回忆，更具新的境界。《知堂回想录》很是嘆服鲁迅对百草园的描写的笔法，周作人不得不承认，其兄的笔致，是高明的。他说：

中国绝少南宗风趣的园林，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因此对于任何名园，都以为不及百草园式的更为有趣。关于百草园的记述，最好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