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由红一方面军派出的中央慰问团抵达张国焘的总部，张国焘主持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一反常态，把中央骂得一塌糊涂。慰问团的负责人李富春听了几句，实在不堪入耳，气鼓鼓地离开了会场。9日，在张国焘的授意下，四方面保卫部长周纯全等人致电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徐向前）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陈昌浩）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復。
7月18日，陈昌浩也亲自出马向中央施加压力，他在致电朱德的电报中说：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请焘任军委主席，………。给军委独断决行。
张国焘开始了紧锣密鼓地部署，准备攫取红军的指挥大权。
党中央此时正在毛儿盖一带，毛泽东在接到这些电报后，想到事情重大，当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把张国焘之意言明了，周恩来尚在重病中。他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道：“张国焘这人的权欲，在我们接触时就已显露。我问他红四方面军有多少人，他说有八万余人，估计不会那么多，以后的表现，处处都是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让中央随他转。”稍后，周恩来又恳切地说道：“为顾全革命大局，我请求中央批准，把我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张闻天听后十分生气，将手里的电报拍在桌上激动地说道：“只要能争取他（张国焘）北上，我愿意让出总书纪的位子！”
毛泽东考虑再三，大手一挥道：“总书纪不能让。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当了总书纪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还是让总政委吧！”
随后，中革军委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7月19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战略方针还是夺取松潘，继续北进。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决定：原中央红军1、3、5、9军团依次改为第1、3、5、9军。原四方面军第4、9、30、31、33军番号不变。第5军（原五军团）仍由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曹里怀代理参谋长。
此时的张国焘劲头十足，党中央顾全大局的一系列退让并没有终止他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为了其个人的野心，他置整个红军于险境，最终下了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决心。由于张国焘的干扰，使得两部红军在会师后四十几日按兵不动，大好战机全都错过了。敌人也正遂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要想摆脱困境，红军只有一条道，那就是走茫茫草地。不久，张国焘又提出分兵策略，将红军主力一分为二，由他和总司令部率左路军（由5军、9军、31军、32军、33军组成）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由4军、30军、1军、3军组成）由毛儿盖北进班佑、巴西地区，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这次分兵为日后草地的激烈争论，导致分裂埋下了祸根。
二十三、斗争
六、斗争
红五军在董振堂的率领下，无奈的随张国焘的左路军南下，返回了阿坝。9月13日，董振堂接到通知，带五军营以上干部到阿坝格尔登寺开会。这些天来，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时时困扰着他，他缓缓起身，来到屋外。望着远处荒凉冷寂的草地，凛冽啸杀的寒风中，董振堂百感交集，抑郁不已。朝思暮盼的会师，转眼间弄成这种局面。张国焘的种种行径，不用说，党中央现在也一定处于危境之中。红军的前途在哪里？自己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事业，难道就葬送在这片荒草漫漫的大草原上？再看看身后那些衣单食乏、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董振堂从内心感到愧意。多好的战士啊，他们随自己从江西苏区出发，一路征战至此，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凭着顽强的革命斗志再一次战胜了草地。他们是人，不是神啊，他们经得起几番这样的折腾……
警卫排长马金福悄悄来到他身后，提醒首长该上路了。董振堂这才转过身，跨上了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
来到会场时，格尔登寺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显得格外戒备。他们步入寺内，几条横幅标语上写着：
“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路！”
“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
“打到成都吃大米！”
董振堂连日来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但他此时显得异常的冷静，回过头来扫了一眼五军的干部们，然后平静地说道：“咱们先坐下来吧！”
上午10点，大会准时召开，主席台上的张国焘站起来首先发言：“我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蒙蔽了少数红军后于9月10日夜逃跑了！”
台下顿时轰的一声乱了起来，站在一旁张国焘的亲信黄超、李特等人振臂高呼：“反对毛泽东搞分裂！反对毛泽东的分裂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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