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局势渐渐恶化。首先，张国焘派来他的亲信黄超任五军政委。他来后，口口声声叫嚷着要对五军来个根本改造，查抄了五军的电台，致使董振堂与党中央的联络就此中断。接着调走了原五军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又换了一批营、连级干部。还在一次全军干部大会上造谣说：“周恩来、陈庚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董振堂是投机分子、是旧军阀……”等等。董振堂没去开这个会，事后听说到这些无中生有，欲加之罪，董振堂笑了笑，选择了沉默。
可五军将士们不服气，纷纷来找老首长董振堂。时任红5军教导大队政委的张力雄就曾问道：“首长，今天你怎么没去开会呀？我们都想听听你的讲话。你要是去了，他（指黄超）也没这么嚣张。”
董振堂考虑了一会儿，慎重地讲道：“因为有事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想讲什么。”
张力雄听后明白了，军长不去开这个会的真正原因，他是在用沉默来对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以后陆续又有许多同志找到他，董振堂则耐心地教导大家：“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受点委曲算不了什么。关键要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决不能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
几天后，保卫局的几个人气势汹汹来到军部，向董军长递上一份名单，上面有：魏传统、吴瑞林、傅崇碧等三人。接着说道：“奉张总政委命令，我们来捉拿这几个反革命分子。”
董振堂听着听着心里就来气，这段时间保卫局是三天两头来捉人，连他的参谋长曹里怀也被带走，至今生死不明。看完名单，他强压心中的怒火，冷冷地说道：“哪来这么多反革命！他们都是久经考验、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红军干部，我还嫌这样的干部少了呢！”
一旁的罗南辉副军长也紧跟着说道：“这几个同志是值得信赖的，我可以担保，他们不会出问题。”
“你们有几个脑袋！这些人都是小知识分子，左右摇摆，我们要对他们严加审查！走，带人去！”
这些同志一旦被带走，多半是回不来的。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们将人带走？董振堂豁出去啦，眉头紧皱，怒吼道：“慢着！”
保卫局的人顿时怔住了，董振堂缓缓站起来，拔出腰间的手枪，“啪！”的一声拍到桌子上，铿锵有力地说道：“你们如果说他们是反革命，我就是他们的头！如果你们要杀他们，就要先杀我！”
面对这位铮铮铁骨的红军名将，保卫局无计可施，灰溜溜地走了。一句话，董振堂为新中国保住了一位中将，两位少将。
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五军原参谋长陈伯钧想先下手为强，积极联络部分干部，准备拉走原一方面军队伍，并解救出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等，如情况良好，将张国焘一併控制住。当陈伯钧将这一计划告之董军长时，董讚许的点点头说：“这一行动计划不错，要实施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这肯定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不到紧要关头，没有周密布属，不得实施。两位老总（朱德、刘伯承）还在他们那里，正在做他（张国焘）的工作，我们要沉住气。第二：一定要得到两位老总的同意，才能实施这个计划。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此外，要告诫我们的同志，一定要采取理智的斗争方法，目前情况下不能盲动。总部的曹里怀、胡底、彭绍辉等同志，就是因为平时的言行得罪了他们，已经被张国焘关押起来，至今生死不明。以后我们要谨慎从事，儘量减小不必要的损失。”
告别董振堂后，陈伯钧来到红大请示刘伯承。刘伯承是前不久被张国焘贬到红大任校长的，听完陈伯钧的叙述，他完全赞同董振堂提出的两点意见，他当即讲道：“张国焘倒行逆施，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还迫害、打击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你们的行动计划是正义的，我完全赞同。这样，我同朱老总商酌一下，很快会通知你们。”
计划悄悄进行着，刘伯承将朱德约至离营地较远的一处荒坡上，示意警卫员撤至几十米开外，然后笑着握住朱德的手说道：“老总，许多天不见，近来可好？”朱德苦笑着摇摇头：“这个人（张国焘）脑子里面有问题哟，硬是要带着队伍往南走，看来，他不撞得头破血流是不会罢休的。伯承，你那里怎样？你把我约到这里来，不只是问候一下我吧！有啥子事你就说嘛。”
“真瞒不住你这位总司令！”刘伯承笑着观察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是这样的……”
他将行动计划一五一十地向朱德作了汇报。最后，刘伯承激愤地讲道：“张国焘带着队伍往南闯，必将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与其这样，不如拉走队伍迅速北上，与党中央毛主席汇合！当然，这只是大家的意见，具体还要征得你的同意，你觉得如何？”
朱德皱着眉头，沉思片刻，缓缓讲道：“我完全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这种想法我也有过，但我很难下决心。四方面军也是党的队伍，与张国焘无关，如果对张国焘实施兵谏，弄得好还行，要收拾不了怎么办。一、四方面军要真正动起手来，你我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啊！我不能同意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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