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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拂晓，敌人的炮击就开始了。霎时间，阻击阵地淹没在猛烈的炮火之中，活像一具饱经摧残的躯体，在酷刑下弯曲、抽搐。浓烈的炸药气味，火星飞溅的灼热气浪和捲起的烟尘混在一起，形成了遮天蔽日的壮观场景。

敌人衝上来，很快被红军打下去，又衝上来，再被打回去。掩体、战壕等得而復失，失而復得。无休止的拉锯战、喊杀震天的白刃格斗，空前惨烈。

敌人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组成敢死队、军官队，倾全力与红军做生死一搏。坚守阵地的红三十四师也打红了眼，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斗志，给敌以大量杀伤，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血战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11月13日黄昏，后勤部队终于脱离险境，五军团阻击任务已胜利完成，董振堂命令全军迅速撤离战场，于第二天在宜章追赶上了大部队。

接着，中央红军又成功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按照他以前制定的计划，是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中央根据地之内。而现在，红军不仅跳出他精心布置的口袋，而且正一步步向着红二、六军团靠拢。蒋介石岂能坐视放虎归山。在判断出中央红军的西进战略意图后，立即任命湘军将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77个团，同时，命令蒋军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陈济棠部4个师在粤湘桂边，黔军一部至湘黔边堵截。企图利用湘江天险，构筑起第四道封锁线，将红军歼灭于湘江、灕水以东地区，即所谓的“湘江战役”计划。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及时地向博古、李德等人建议，应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尚未形成包围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也致信中革军委：以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国民党军一部，迫使敌军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淑铺、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对于这些正确的建议，博古、李德的态度是一口拒绝。仍顽固坚持他们既定的错误方针，硬往蒋介石布置了40万兵力的陷阱里钻。

11月27日，担负先头部队的红1军团2师、4师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了敌第4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此时，若全军轻装上阵，把行军速度提升至20～30公里，就能抢在敌人之前顺利渡过湘江。但是在“左”倾领导者的大搬家式的行动中，红军的行军长径达到近一百公里，而且由于携有大量的笨重营具和机器。部队行动十分缓慢，一天只能走10～15公里。一向机动灵活的红军各主力部队此时只能成为中央机关的掩护队，而各路敌军蜂拥而来，湘江边一场血战已不可避免了。

根据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的命令，红五军团十三师掩护军委一纵队经雷口关、文市以南前进；三十四师掩护军委二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该地，尔后向兴安前进。

五军团做为全军的总后卫，在连续突破敌三道封锁线的战斗中，不仅很好的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这次过湘江不同，军团长董振堂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国民党十几万的追兵，他清楚的知道，他必须带领他的部队支撑住这个危局，因为他的身后就是中央首脑机关，如果他顶不住了，那么整个红军将会陷入绝境，党的革命事业也将受到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想到这里，董振堂紧皱着眉头，焦虑地徘徊在地图前。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来到军团部。夜，出奇的静。刘伯承轻声说道：“老董，你都几夜没合眼，该歇歇了。”董振堂摇摇头：“你不也和我一样吗？”

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类似经历，以及相同之处，比如都不吸烟，都不喝酒，性格也一样，都喜欢实事求是的看问题，二人也都曾在旧军队中干过多年，又都是红军中的一代名将。刘伯承倒了杯开水，若有所思地讲道：“也许，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哟。”

“哦！”董振堂回过头来十分诧异。刘伯承望着地图，长嘆一声讲道：“如果用速度换取一些时间，我们的压力也许会小一些。”董振堂眉头一展：“真不愧响誉全军的刘总啊！你看，中央两个纵队的速度如此之慢，而敌人不断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我们迴旋的余地会越来越小，一场硬仗不可避免，到底会打成怎样，我心里没底呀！”

刘伯承坐下来，严峻地说到：“眼下部队连续作战多日，已极度疲劳，战士们再能打，也总有个极限，真要到那个时候，是很危险的。我看，必须建议中央丢掉坛坛罐罐，轻装上阵，才能彻底摆脱这个局面！”

董振堂坚定地点了点头……

11月28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五军团十三师37团在文市东南的钩脑坳与追敌二十三师展开了激战。战斗从第一天起就异常激烈，敌人一批又一批发起集团衝锋，37团则依託大路两边的小山头顽强抗击，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清晨，雾气还未散尽，团政委谢良举着望远镜趴在战壕里观察敌情，敌人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开过来，黑压压一大片，聚集在远处的树丛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