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可能不会。我甚至都不知道怎样才算拯救他们。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75
我与比尔见面前寄出去的那封信？
科罗拉多心理学协会职业道德委员会的主席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
心理学家一般不会告发自己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
可我却这样做了；我以多次违反美国心理学协会的职业道德规范为名举报了自己。
有一种被称作“无为”精神分析中通常指一种强迫性神经机能病症状。的心理现象，有时也被称作“执行无为”，其实质就是一种自我防卫。厚颜无耻的丈夫与女秘书调情后会送花给妻子。女儿仅仅因为没盖好牙膏盖，而被母亲骂得狗血淋头，之后母亲又会为她准备特别的小点心。这是潜意识里一种错误的心理指引——用一些自我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来取代那些无法接受的。在心理防卫的世界里，这是一块巨大的黑板擦。
而举报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是我自己对“执行无为”的曲解。
我详尽地准备了一份关于我在对比尔·米勒和鲍勃·布兰特的诊疗过程中多次违反职业规范的报告，并把它提交给职业道德委员会。虽然我不得不保留很多细节——包括我病人的名字——我还是写进了足够的事实来证明我的判断失误，以便让同事们能看清我无数次的道德堕落。
我也请求鲍勃和比尔做出书面允许，同意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道德规范调查员们，但他们都不愿透露姓名，并拒绝接受调查，这并不意外。他们也不想延长对他们行为的公开的详细审查。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病人的合作，只有我对自身职业行为的自我谴责，委员会是无法开展工作的。
委员会主席打了个电话给我，问我本人想要他们如何处置我，似乎略微有点愤怒。
我提了个处罚建议：接下来的一年里，由一位资深的高级心理学家来监督我行医。
委员会马上就同意了，他们很高兴不用再为这件事而操心。
我感觉稍微好了些，但也没好多少。众所周知，作为一帖自我止痛膏药，“执行无为”的作用只是缓解疼痛，治标却不治本。而且当你知道自己在这样做时——并且在无动机地去做时——就像我，这就是在不诚心地承认错误。
76
鲍勃？
他和马洛里在科罗拉多大学杜安物理楼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的接待处被警察撞了个正着。洛城特警队的警官们衝进去时，马洛里正看着鲍勃摘去圣诞秋海棠枯萎的花朵，他俩被吓得魂都没有了。此时离我们每星期二下午4：15的预约差不多有两天。
和往常一样，他低着头走进我的办公室，扑通一下把背包扔在地板上，没打招呼就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们一直这样，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有上百次了。
鲍勃在警方的拘禁下忍受了一晚上的煎熬，与此同时，库兹·梅特林正设法使警方相信他的当事人不过是不小心触犯了法规，并没有犯什么大罪。马洛里也再三强调鲍勃没有强迫她做任何事，也没有怂恿她逃跑，马洛里还强烈坚持说公路旅行是她自己的主意，并且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自始至终，鲍勃没碰过她一下。事实上，马洛里惟一的抱怨就是鲍勃不怎么友好，除了谈论汽车和下棋外，他几乎从不开口。
雷切尔·米勒也认为鲍勃行为端正，彬彬有礼，是她和她女儿的好伙伴，就是有点闷。
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反面的证据。没有。
我稍微等了一会儿，待他坐好后，我说，“好啊。”
鲍勃正盯着他的双手。我估计鲍勃已经知道我安排库兹做他的律师。不论麦可·
杰克逊和任何律师做搭檔，鲍勃·布兰特和库兹·梅特林可算是最古怪的当事人和律师组合了。我猜库兹对鲍勃说过请他做律师是多么的幸运。我估计鲍勃不会跟我提这个，我在想如果他不提，我是不是该说说这事。
“会收我钱吗？”他终于打破了沉寂，在我快要做出决定时，把我从想像中拉回了现实。
被指控“指控”这个词在英文中兼有“收费”的意思，此处鲍勃指的是收费，但文中的“我”误解为指控。绑架？似乎不会，但这个问题应该由库兹解决，而不是我。该我说了，于是我反问他：“指控你什么？”
“上星期的那次。”
噢。“你错过的那次诊疗？不会，那次不收你钱。”
鲍勃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了，但并没有感谢我。我期望他感谢吗？不，不完全是。
他终于抬起了头，我发现他的下嘴唇长了一个豌豆般大小的疱疹。圆圆的，看起来是新长的，还起了水泡。一定很疼，我想，是压力太大了吧。他沉默了许久，然后说，“我差点丢掉了我的工作。真够笨的。”
“什么很笨？”我本来可以这么问他。但是最近实在干了太多蠢事。太多了。他是这样，我也如此。
不过他干得更多一些。
我等着他回答。金科牌盒子就摆在我椅子旁的那张小桌子上。不知道鲍勃进来时有没有看到？我感觉他几乎没朝我这边瞧过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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