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页

应该研究制定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条令。

后来，参加多次演习和分析它们的过程时，我得出这样一个论，这些演习是在不怎么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许多情况下，对待战士就像对待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我们好像不是在培养准备为祖国甘洒热血的保卫者。

对军队训练的这一批评性的评价，使得有些人感到不快，在会议之间的休息时，有些人怒气冲冲，但是，在发言中都没有替自己辩护。国防人民委员警觉起来。批评也触及了他。诚然，C ·K ·铁木辛哥当国防人民委员不久，但是，在他身上和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及总参谋部工作的我的前任身上都有许多过错。当然，我认为自己也应对存在的缺点负责。

然而，在会议总结时，国防人民委员公正地对他们作了评价。这次会议确实带来了很大的益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条件下，他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实际上，高级指挥人员在这次会议上了解了战斗训练各个方面的方针。

现代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红军指挥人员的活动中有那样多的缺点该怎样解释？

首先，到1940年底时，我们的指挥干部大多数还相当年轻。一些指挥员在过去两三年里先后担任过数种职务，领导军区、兵团，担任参谋都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替换了在1937—1938年离职的军事首长。被新任命为司令员、指挥员和参谋长的绝大多数具有优良的素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班牙、哈拉哈河和芬兰战局的作战中获得了经验。但是，他们刚刚适应自己的新职务，因此有时会出现疏忽是很自然的。

其次，由于新技术兵器，主要是飞机和坦克的蓬勃发展，而且无论是我们或者西方，都通过作战迅速提高了这些兵器的战斗使用理论水平，在这样的时期，部队、高级军事首长和司令部的训练工作更加复杂化了。因此，需要重新解决许多问题。早先颁布的条令和细则很快就过时了。

所有这些都迫使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召开一次范围很广的扩大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和随后的战役战略演习，提高军队高级领导人员的训练水平，共同讨论根据我们和西方的作战经验以及各种演习的经验所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尔后在此基础上颁发指导军队行动的新条令和细则。

有必要改变各军区、集团军和兵团的工作方式、使部队迅速地、精力充沛地准备好应付日益迫近的战争。战斗训练是根据“按实战需要训练部队”和“练为战”的原则实施的。还采取了一些加强一长制、军人纪律和部队秩序的措施。

1941年1 月初，大多数与会者先后离去。领导人员小组留下来进行图上战役战略演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Г·M ·马林科夫和A ·A ·日丹诺夫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由国防人民委员亲自领导。战役演习收益很大。

演习结束时进行讲评，并且为此准备了一昼夜。随后，一少部分演习参加者被突然叫到克里姆林宫。在史达林的办公室召开了会议。由我介绍12月高级指挥人员集训和：月战役战略演习的过程。整个介绍规定用十五到二十分钟。哪知我刚刚把敌人的行动部分谈完，讲评实际上就结束了，因为史达林打断了我，并开始了提问。

这些问题的实质归结到一点，就是怎样看待最近几个月里从分析德军在酋欧和北欧的作战中掌握的关于德军的侦察情报。但是，我根据侦察情报得出的看法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给我规定的时间已过，于是讲评中止了。瓦杜丁想发言。然而没有让他讲话。史达林让国防人民委员讲话，但他没有支持我。

后来，与会的军事首长们谁也没有再要求发言。史达林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后停下来，沉默了一会，说：

“铁木辛哥同志请求任命朱可夫同志为总参谋长。让我们同意吧！”

当然没有反对意见。我也感到很满意。五个月前，史达林在任命我担任这一职务时曾许诺，当找到合适的人选时再替换我。他履行了诺言。我重新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再度钻研军队的战斗训练问题。我认为朱可夫是我们这些军事首长当中最适合于当总参谋长的一位。

回到原来的职位后，我得到通知，史达林审批了我在任总参谋长时呈送给他的作战文件。由于有这个作战文件，总参谋部当时研究制订的机械化军的展开计划引起了重视，该计划的各个草案都是在坦克兵的参与下经过详细讨论的。有关这些讨论的传闻，在扩散时往往歪曲了事实真相。在现时的一些出版物中，有时会看见这样的评论，似乎那些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坦克手们不加批判地把战斗经验搬到苏联。其中谈到他们好像是在否定坦克兵的独立作用，断言坦克只能够伴随步兵。在这方面特别经常地提到Д·Г·巴甫洛夫的名字。

我想在此为他的名誉辩护。攻击是徒劳无益的，其作者本未倒置了这个问题。事实上事情正好相反。巴甫洛夫正确地证实了我们所装备的像T —26那样的轻型坦克不能完成重大的任务；同时，坦克兵的作用正日益提高；也就是，我们必须改善现有的技术装备，製造威力更大和更灵活的新型坦克。事实上这个论点已落到实处，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就为其作了辩护。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着名的T —34和其他坦克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Д·Г·巴甫洛夫寄厚望于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