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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担任副总参谋长期间，还兼任总军事委员会的书记。这一职务赋予执行者以重大的责任，此外，还要求有主动精神、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很好的体力，这是因为它的工作常使人感到疲劳。总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一星期举行二至三次。通常，在会议上要听取各军区司令员或各兵种司令员的汇报。

总军事委员会包拾八名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由人民委员担任主席。委员会对每个研究的问题都作出决定。决定由人民委员批准并呈交给и·B ·史达林，这意味着，摆在国家面前的任何一个军事或军事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直接参与下决定的。党和政府的决议草案从总书记那里送往苏联政府部门审查并通过，有时作某些修改，随后再送往总参谋部，这时的决议草案已成为必须履行的决议了。史达林常出席总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在晚上邀请总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各军区的司令员和参谋长到他那里去吃晚饭。在那里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因为史达林会向军事首长们非常详细地询问各地的形势，问问有什么需要、要求、愿望和缺点，因此他总是熟悉全军的实际情况的。

我开始担任新的职务时也曾闹过笑话。接受任命后，我等待B ·M ·沙波什尼科夫找我谈话和下达工作指示。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熟悉情况，而首长总不召见我。过了一天两天、三天……怎么办？可能总参谋长想观察一下我能否发挥独立性和主动性，也许他有别的考虑。我只是看到应该做点什么。任职的命令既已签署，就意味着我有权开始工作了。我熟悉了情况后，开始召见部属和下达命令。大约过了一星期，部属一个接一个向我报告说，沙波什尼科夫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采取另一种方式，是谁下的命令等等。很快，他召见了我。我向他报告了这些天所做的一切。他认为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无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还是人民委员会都非常重视苏联的国防问题。党中央书记处经常关心红军的状况，и·B ·史达林常常认真地和几乎是不间断地研究红军的实际情况，据此，我可以不夸大地说，党的领导人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保障社会主义强国的安全上，放在全国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侵略上。无论是在工业或农业领域内，还是在党、政府和社会活动范围内，任何一项重大任务的解决，都考虑到了怎样把它同巩固苏联的防御能力联繫起来，以及对苏联的国际地位会产生什么影响和怎样反映在工农红军实力增强的问题上，在我担任总军事委员会书记的一年多一点时间里，党和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各种重大军事措施的决议，采取这些措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我们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取得的任何一项成就，国际形势发生的任何转变，都会导致军队建设计划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反之，工农红军方面提出的每一个重要要求同样也会引起反应，必定会对国防工业提出新的任务。

有一段时间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那是因为发生了另一件事：我荣幸地被选为第一届最高苏维埃代表。

1938年9 月，不知为什么，и·B ·史达林召见了我，并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问我是否感到困难？我回答说，我所担任的职务能使一个人学到很多东西：我第一次开始深深地懂得什么是政府工作，我的知识和眼界明显地扩大了。当然事实上复杂的事不少。况且，要同时兼顾履行两个职务的责任不是容易的事。史达林沉思着，然后发表意见说，看来我是对的。一个人长时间呆在这两个岗位上是相当困难的。而事情确实是不轻鬆的。我们两人有时都有点急躁。他让我再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将任命我为一个军区的司令员。他说，看来我是应该担任军区司令这个职务了。

不久，我真的接到了担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的任命。在我出发前，史达林再次同我谈了话，他想知道我是否能胜任。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不过，提出了他一定要帮助我这一先决条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答应给予帮助，并履行了诺言。我在军区工作时不止一次地得到了他的帮助。

古比雪夫州委书记H ·г·伊格纳托夫也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同他保持了很好的工作联繫，晚些时候，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我在视察过程中还访问了他担任州委书记的奥廖尔州。

我担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的时间并不长。在短暂的时间内，要想取得重大的成果是困难的。当我知道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我为中央候补委员时感到特别高兴。就在此不久之前，我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在出发去列宁格勒之前，我顺便去了一趟国防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指示，儘可能更细緻地调查清楚全年各个季节的战场情况，尽力详细分析部队的状况及其战备程度，由于国际形势非常紧张，衝突的危险迅速增大。接着，K ·E ·伏罗希洛夫提醒说，党中央政治局和и·B ·史达林本人都非常关心我国西北边境的局势。政治局对芬兰加紧靠近资本主义列强感到担心，我必须赶紧报告所看到的情况。

我到达列宁格勒后，决定首先熟悉一下军区司令部里现有的作战计划。我觉得这些计划好像有点过时了。这首先与芬兰有关。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