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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9月11日发布第一批39名战犯逮捕令后，9月19日，盟军总司令部追加逮捕了原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等11名战犯；12月2日又发出对原陆军元帅、皇族梨本宫守正王和原外相广田弘毅等59名战犯的逮捕令；6日又下令逮捕前首相近卫文麿等9人。随着检查团工作的展开，1946年3月逮捕了原日本军令部长永野修身等3人；又于4月26日逮捕了原驻苏联大使重光葵、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

对于处理战犯问题，天皇一直惶惶不安，恐怕主要还是担心累及自身。他忧心忡忡地说；"把战争责任的处罚权转给联合国，实在是痛苦而难以忍受的事，难道我不能一人承受战责退位，以此结束对别人的惩罚吗?"

天皇是第一号大战犯，确实应该受到严惩。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开始，到1945年9月2日签署投降书为止，他推动和指导了一连串的侵略战争，使得数以千万的亚洲人惨遭杀害，数以千亿的财富被摧毁。在这巨大而严酷的战争责任面前，他的罪昭然若揭。然而他却奇蹟般地逃脱了对他的惩罚，其原因如果仅是归结为他个人的狡猾乃至军国主义分子破碎力量的支撑，那就未免简单了点。

危险正逼近天皇。战后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向日本人民提出了"一亿总忏悔"的号召，主张"军、官、民都要反省，都要忏悔自己的罪过"。然而日本人民没有罪，他们同样是受害者，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田园荒芜破废，多少工厂从工人的血肉中挤榨出钢铁机器。这种转嫁罪责的做法註定是徒劳的。东久迩又硬着头皮找麦克阿瑟，向他建议由日本政府自己设立法庭惩罚战犯。但这是早在答覆《波茨坦公报》时就已经决定的问题，麦克阿瑟也无法更改。东久迩是裕仁天皇的亲叔父，当8月15日播放了《停战诏书》，铃木内阁全体辞职后，在战争中持温和立场的东久迩未经重臣会议讨论，就在天皇授意下立即组阁，处理投降善后事宜。他把保护天皇看作他神圣的使命。

乞怜于带着血腥的復仇杀机而来的盟军是无望了。等待是恐怖、痛苦而屈辱的。对于其职业就是杀人的法西斯暴徒来说，自绝也许是最好的逃避。继阿南惟几大将掀起的自杀风暴之后，东条英机大将和杉山元元帅又掀起持续的风暴，先后有30多个陆海军将领和政府要员自赴黄泉。前首相近卫文麿的自杀方式是日本军人所最不齿的。

1937年，46岁的贵族近卫文麿成于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任首相的当天，近卫文麿就在他的组阁宣言里声称：属于"非持有国"类型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利，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现在国际正义还没有实现，这就成为我的大陆政策的正当化的根据。

"拓展生存的空间"。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理。

近卫上台仅33天，就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索，发动了侵华战争。此后两次派兵增援华北日军，并与军部宣布要进行"膺惩"中国的"圣战"，建立东亚"新秩序"，致使侵华战争全面展开。近卫政府还与德国和义大利法西斯签订了《三国轴心协定》，对内颁布《国家总动员令》，组织"大政翼赞会"，强化法西斯体制，一手把中国推进苦难的火海，一手把日本拽向黑暗的深坑。

近卫文麿是一个有着狡猾性格和圆熟政治手腕的傢伙，惯于投机取巧，八面玲珑。1945年2月，当日本败相无遮的时候，这个丧心病狂的战争贩子竟换上另-副面孔，向天皇呈递了譁众取宠的《近卫奏摺》，陈请天皇以国体为重，儘早议和。日本投降后，他就是凭这套本事，出任了东久迩内阁的国务相。短命的东久迩内阁辞职后，他继而出任了币原喜重郎内阁的内大臣府御用挂。经过一番诡秘的奉迎卖好，麦克阿瑟认为他是只可驱遣来反共的犬矢，又委託他领衔修改日本宪法。看来这个不倒翁就要实现另一种逃避了。

只有黑暗能掩藏罪恶。一个人或一种势力能营造出这种黑暗，但它毕竟是有限度的。国际社会要求问罪近卫的强烈呼声同时是对麦克阿瑟的严厉谴责。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敌情报调查科科长诺曼经过大量调查取证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反映了这种声音。他在列举了近卫的犯罪铁证后断言：近卫的最大责任是"加快日本侵略亚洲国土的速度；继续进行对中国的战争；使日本加入轴心国；在日本国内强化警察的镇压，促进法西斯统治的形成。"在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要求下，盟军总部将近卫列为甲级战犯，向他发出了逮捕令，限令他于1945年12月16日之前到东京巢鸭监狱报到。

生或死都是天罚(3)

知道自己的罪，又知道自己蒙混不过去，自幼就接受"近卫家是天皇家屏藩"教育的近卫就知道已到了以死报效天皇的时候了。接到逮捕令后，这个贵族名门出生的政客儘管内心像烈马四蹄下的污泥地一样浊光飞溅，但他有足够的经验摆出一副平静的模样。他又像是安慰自己，又像是尽忠天皇似地对中学时代的密友后藤隆之助说："估计主要是审问我有关'七·七'事变的问题，如果追问